“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 | ||
http://www.nhnews.com.cn 宁海新闻网 2011-06-15 15:10 | ||
柔石,姓赵,名平福,后改为平复,1902年9月生于宁海县城关镇。1911年入宁海县正学小学就读。“正学”两字系宁海县明代初年名人方孝孺“读书之庐”的尊称。6年小学生活陶冶了他的硬气,鲁迅说柔石的硬气有点象方孝孺,就是指这个而言。 1918年秋,柔石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度过了5年。他除努力于学业外,也很留意阅读一些有关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在一封家信中曾说:“俄国为实行社会主义之一国,其目的在打破万恶之政府,以谋求世界之大同,改革贫民之经济,以求人道之实现。欲人人安乐,国国太平。”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响应,在学校加入了文学团体晨光社,开始从事新文学活动。 1923年暑期,柔石从一师毕业,曾去投考南京东南大学,因未被录取,受聘在杭州应浦泉家任家庭教师。这段时间,他的物质生活虽然不错,与所教孩子的关系也好,而且还可跟出过国的东家学外语。但这种生活和自己的教育救国抱负相去太远,精神上的苦闷有增无已。于是不到半年,就辞去了这个“西宾”职务。在此期间,他曾与同乡华宏谟、吴文钦等热心教育人士,发起组织教育储蓄会,企图筹集资金帮助贫寒子弟入学读书。后来,所筹资金不多,与会者忙于生计各奔东西。恰值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万有文库》,正在征求订户,柔石即用该会全部存款,以宁海通俗图书馆的名义订购了一套,作为普及文化教育之用。教育救国的初步尝试,也就此结束。 1924年春,柔石到慈溪县普迪小学(今宁波市慈城)任教。进校后,校内进步教师钱助乡因组织读书会触怒反动校长而被辞退。柔石为此伸张正义,与教师们一起开展责问斗争,未果,以致该年年底愤然离职。在此期间,他利用教书之余,进行文艺写作。1925年元旦,在宁波自费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疯人》。作品反映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思想,表达了作者对旧社会的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侧面。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多数带着伤感和虚幻的情绪。作者自己后来也说:“当《疯人》装订完毕后,自己就很愿意它立即灭亡,因为发现其内容之幼稚和丑陋。那本书,以后我是送给我底开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拆了包货用了。” 1925年春,柔石怀着追求新知、寻觅新路的渴望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从此有机会能够经常聆听鲁迅的讲课。在北京,他和一师同学潘谟华等一道住在小公寓里,过着艰苦的穷学生生活,但仍然很乐观。他在一封家信里说:“做人应该尝些苦,才可算真正的人,读书人更应该从苦中磨练出来,才能够懂得比书中深一层的道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对柔石的震动极大,看社会之现实,联系自己的境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究竟算个什么人呢?五卅!别人的血是何等沸!而我却没有帮它出过一颗汗过!什么爱国团,示威运动,国民大会……和我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结队呼喊着走,而我却独自冷冷静静地去徘徊,好似亡了国,都不相干似的,我好算个什么国民?他开始把个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抗争纳入向黑暗社会冲击的洪流,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了。 1926年春,由于经济困难,柔石离京返回南方。后经友人王方仁的介绍,到镇海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不久担任教务主任。当年底,北伐军正进军浙江,他支持中小学师生举办提灯会,亦参加上街游行,被军阀势力当局诬为赤化嫌疑,只得深夜雇乘小船离开镇海县城。此后,他避居在杭州,一面寻找职业,一面读书作文,心中充满悒郁和惆怅!他创作了1929年10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该书初稿写成于1926年上半年,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反封建、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的革命烈火,已成燎原之势。《旧时代之死》,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作者在“自序”中即指出:“本书内所叙述的,是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那时,正是段祺瑞在天安门前屠杀北京学生的时候,我滞留在上海。那时内心的一腔愤懑,真恨得无处可发泄。加之同住在上海的几位朋友,多半失着业,叫着苦。”“这部小说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作者号召人们,为新社会的诞生而努力战斗。这诚然是作者进步思想的一个表现。然而,黑暗社会怎样才能死去,未来的新社会应当是怎样一个社会?对于这些,作者还是朦胧不清的。 1927年春节后,在北伐军胜利进军形势鼓舞下,他又重回镇海中学。不久,形势逆转,四一二腥风血雨笼罩镇海,一次柔石冒着生命危险通知新结识的友人周浩然等共产党员脱险。后来国民党反动当局闻悉追查,柔石自感不能立足,返回宁海故乡。此时正值春夏之交,经宁海中学教务主任吴文钦的介绍,担任宁海中学语文教师。他曾在一封信中讲到回乡的目的:一为“中学根基未稳定欲筹足资金,立了案耶;二为宁海教育幼稚,欲稍事发展,以开展宁地之文化。”当时的宁海中学,正是宁海地下党新组成县委领导机构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校内洋溢着热烈、欢乐而富有朝气的革命气氛,这使渴望着变革,却又几度受到挫折的柔石得到了感染。同时在接触党员教师和阅读进步书刊中,提高了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同情无产阶级革命,拥护和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他到校后,总是坚持正义,配合支撑办学,宁海中学很快在风雨飘摇中稳定下来,学校的教学工作开展得更加经常,更加生气勃勃。1928年初,在宁海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他被推任为县教育局局长。此后一方面努力改革全县教育,铲除教育界的封建势力,充实新生力量;另一方面积极募款集资,筹建宁海中学校舍,奔走杭沪两地,设法使学校改为县立中学,顿使教育阵容为之一振。在任职期间,他办事公正,操守廉洁,一丝不苟。宁海中学经费来源无着,他就将仅有的学费收入,先安排给教师领用,有时自己分文不取。下面小学校长前来送礼,一概谢绝,曾拒收一小学校长送火腿,被传为克己奉公的美谈。 1928年5月,我地下党在亭旁(现属三门县)发动农民暴动,被敌军镇压而失败。在搜捕暴动人员中,查抄得党内文件《县字通讯第一号》,从中发觉宁海中学为各区委、支部书记与县委书记秘密联系的地方,加之有二三十个教师和学生参加暴动,以致遭重大嫌疑而被迫解散。为摆脱反动当局的追捕,柔石不仅帮助受牵累的党员和教师出走,还掩护当时县委特派员杨毅卿到西乡东溪避难脱险,而自己仍不顾安危潜回城里处理善后工作。待安排定当才托辞去东乡募款,瞒着父母妻儿,于5月31日乘船到石浦,再转航上海。 柔石来沪后,寄居在同乡严苍山家里。当时,鲁迅居于闸北景云里。柔石通过友人的介绍,就和素来最为景仰的鲁迅熟悉起来。从此直至柔石牺牲,他始终和鲁迅在一起,踏踏实实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为鲁迅的优秀学生和亲密战友。而且在结识后,很快以自己的恳挚淳厚和要求进步获得了这位导师的信赖和友谊。柔石是鲁迅的“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每逢和鲁迅同行外出,柔石就是护卫,寸步不离地走在身边。正如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所说:“简直是扶住我。” 1928年10月,经鲁迅的推荐,柔石负责《语丝》的编辑。后由于印行《语丝》的北新书局主持人逐渐转右,使鲁迅对《语丝》失去信心。1928年冬,在鲁迅和许广平的帮助下,柔石与崔真吾、王方仁等投资组织了朝花社。他除积极创作外,还着力介绍外国文艺,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文艺作品。同时,“大部分的稿子杂务都归他做。”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集《希望》就是在这个时期写作的。《二月》写于1928年夏至1929年底,正是中国革命暂时陷入低潮时期,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分化,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处在彷徨之中。《二月》通过对知识青年萧涧秋在前进道路中的描写,给当时尚处于徨的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道路:只有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伟大潮流中,把自我这小小的齿轮与社会革命的大齿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鲁迅对这部作品很重视,不仅有详细的口头评论,而且还写了《〈二月〉小引》。《希望》收集短篇小说28篇,写于1928年8月至1929年7月。作品多数取材于劳动人民或生活在底层的人物,控诉了旧社会对他们残酷压迫。这是柔石创作转变的一个起点。 1929年秋,党中央决定要建立一个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组织,并请夏衍、阳翰笙等着手做准备工作。柔石是最早参加左联筹备工作的重要成员。他参与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和讨论左联纲领。在筹备左联的同时,柔石还和鲁迅一起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工作。在1930年2月13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号召“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1930年3月2日下午左联正式成立。柔石先被选为执行委员,后又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参与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的编辑工作。此后,又与北方左联负责人、一师同学潘漠华保持密切联系。同年5月,柔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与胡也频、冯铿以左联代表身份,参加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左联召开全体盟员大会,柔石等在大会上传达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情况,鲁迅亲往听取传达。大会对这一次传达给予很高的评价。 柔石担任左联领导职务后,由于工作的忙碌和生活的不安定,很少有时间从事文艺创作。但他总希望“能有更好的作品,贡献给买我书的读者。”他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被捕之前,他正开始着手写长篇小说《长工阿和》,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左联时期,柔石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身为左联编辑部主任,十分重视工农大众对文艺的要求和文艺大众化问题,极力支持出版当时青年作者写的工农小说,为推进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培养新作家作了不懈的努力。这一时期,柔石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和诗《血在沸》。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小说创作最优秀的一篇。它写竣于“左联”成立前不久(1月20日),发表于1930年3月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以后又被翻译成外文,刊登在国际革命文学家联盟的刊物《国际文学》上。当年中国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肖三曾在1945年1月29日写的《哀悼罗曼·罗兰》中提到,罗曼·罗兰从《国际文学》法文版读了柔石写的《为奴隶的母亲》之后,曾写信给该杂志编辑部说:“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1934年,伦敦的马丁·劳伦斯书店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也收入了《为奴隶的母亲》。1936年,埃德加·斯诺编辑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将它列为除鲁迅之外的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的首篇。这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着和祥林嫂一样的命运。作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万恶的旧制度,揭露了这种制度的虚伪和冷酷。 《一个伟大的印象》是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它详细地报导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情况,反映了大会庄严热烈的气氛,写出了与会者的精神面貌和作者的切身感受,颇为亲切动人。它用刘志清的笔名发表在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第一期上,以后又被译成日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血在沸》是作者最后一篇诗作,是为纪念一个在南京被杀的小同志而作的。作品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罪行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对革命小同志的斗争精神给予热烈的赞颂,对未来充满着信心。这首诗直到柔石牺牲后才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发表。 柔石参加左联以后,在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他翻译了高尔基的文艺作品和文艺论文,翻译了苏联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等的作品,还同林淡秋一起翻译了《丹麦短篇小说》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学。 1931年1月17日,柔石到上海东方旅社参加我党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由于特务已经包围了会场,柔石和到会的11位同志全部被捕。被捕后,他曾抗议帝国主义租界法庭引渡他们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审理。关押在龙华监狱中,他还深切关怀鲁迅先生的处境,曾设法托人带出两封信给同乡王育和,暗示狱中审讯正在追查鲁迅住处,并请迅速转告鲁迅早日避开景云里。每天,他总要找殷夫学习德文。他经常用筷笔(用一只筷子劈开,夹上一个铅笔头,扎上线做成)听记狱中情况和斗争故事,然后写成文章、编了号包起来,打算将来出一本书(牺牲前曾托柴颖堂秘藏于地板下,后被敌人撬开地板抄去)。2月7日,柔石首先发觉敌人诱骗押指印实行暗杀,立即同大家奋起搏斗。后终因身中10弹而英勇牺牲。 柔石牺牲后,鲁迅因“失去了很好的朋友”和“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曾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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