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难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透露出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和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远比预测更严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公布的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关闭。

　　那么，面对这种形势，现实的用工情况如何？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近期，记者在宁海对中小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

用工“弹性”

　　用工紧张在年中表现并不明显，企业大多能通过经营上的弹性来控制。

　　“用工荒？我们厂里没有。”一听说记者要对用工问题进行采访，几家企业的负责人立即没有了兴致。

　　桃源中路123号，是宁海县人才市场。每周四，这里便会有几十家企业“摆摊”招工。记者赶到宁海的那天，恰好是周四。

　　10点钟，人才市场里，招工的，找工的，加上在场外徘徊的，只有稀稀拉拉的二三十人。“光辉灯饰：装配工15名(男女不限)，氧化工3名……”“志清实业：数控车工10名，仪表车工5名……”大部分企业摊位已经撤离，只剩下标着招工信息的展板。

　　“现在是淡季，来找工作的人不多，企业找到合适的人，难。”一位还在“坚守”的陈先生与记者聊起来，“现在来找工作的，大都手头都有份工，只是到这里转一下，看看是否有更好的。”

　　“去年年底，订单一下子回暖的时候，的确出现用工紧张。不过今年上半年，总体用工缺口并不大。”在人才市场二楼的办公室，宁海县就业与失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俞昌彪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企业用工需求调查表》。表上列出了101家宁海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根据最近一期的汇总，目前缺口约1540余人，而4月份用工缺口是1603人，缺口最大的是一线操作工，为1220人。“以全县四万多人的总职工人数来看，近几个月比较平稳，用工缺口略有缩小。”

　　“现在的确存在员工挑企业的情形，但是人员的进出非常正常。”宁波普鲁司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总裁尤理谦表示。根据他掌握的企业家圈子的情况，绝对没有到“用工荒”的程度。

　　“用工紧张的局面是存在的，但是企业能够通过经营上的弹性来解决。”宁海县经济发展局经济运行科科长郑书斌手上掌握的资料显示，宁海不少企业通过选择高附加值的订单、用机器设备代替人工等方法来解决用工问题。比如宁海最大的文具企业得力文具，用级进模代替冲压模，订书机的主要零部件一次冲压成型，生产效率提高50%。

　　“原来三个人管一台设备，现在一个人管三台设备。”这在宁海文具产业中非常普遍。企业技改热情高涨，今年1至6月份，全县完成技改投资15.8亿元，同比增长46.9%。

暂别低薪

　　对于企业家来说，头疼的不是工资上升，而是原材料、汇率、用电等综合因素的叠加。

　　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增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今年一季度，有13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6%。7月1日起，安徽、河北、辽宁三省又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虽说招工不难，但是按照最低工资招人，那是肯定招不到人。”宁海一家文具企业的杨小姐告诉记者。

　　而尤理谦表示，目前企业开出的待遇是：刚刚招进来没有任何技术的普工，一天80元，包吃包住。“只要他在岗位上熟悉3至6个月，月收入就能达到3000多元。”“普鲁司”是一家生产休闲帐篷为主的企业，用得最多的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缝工，缝工的日工资为150元，月收入稳定在三四千元。

　　“每年的11月份至第二年的5月份，是帐篷的生产旺季。前几个月抢时间赶单子，做得最好的缝工月收入达到8000多元。”

　　除了工资，宽敞的用餐大厅，具有个人空间的宿舍环境，基本的娱乐设施，这些也越来越成为不少宁海工厂的“标配”。在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们能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用餐。这家公司拥有两个员工食堂，早、中、晚餐和夜宵均为免费。

　　而宁波志清实业有限公司专门为员工修建了篮球场、图书阅览室、乒乓球室，总投资达5万多元。

　　但是对企业来说，这并不是全部。“像我们传统制造企业，一般人工成本占10%至15%，高的也有20%至30%，而原材料的成本占到60%至80%。”尤理谦表示，目前帐篷生产企业所用到的化纤产品成本上升了20%至40%。

　　汇率变动、财务成本上升、电力紧张，则是另一些“隐痛”。在宁海这样一个劳动力密集产业集聚的地方，1至5月份，全县规上企业利息支出增长20.6%，融资成本大幅上升；用电高峰缺口在2万千瓦。

转移“幻影”

　　去中西部，还是东南亚，转移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成本，还有环境、产业配套、运输等等。

　　从日本、亚洲四小龙，到东南亚、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遵循着“雁阵转移”的规律。对于一些大企业来说，用工成本上升后，转移已经迫不及待，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转移更像是一个“幻影”。

　　“转移？哪有一句口号那么简单！”尤理谦，这位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1992年开始办厂创业的企业家，也曾在心中谋划过很多次，但是得出的结论是：且慢。

　　“转移，主要考虑的是人工成本，但是要买地、建厂房，产业链配套，其他的成本加上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尤理谦说。

　　内销型企业转移，主要考虑市场覆盖、周边辐射，比如很多去武汉的，就是考虑到对中西部的辐射面广。

　　而外贸型企业转移，则要考虑港口、交通成本、客商等因素。“我把企业办在宁波，外贸客商来了，到厂里看货，当天就可以来回。”尤理谦说，“而如果企业在内陆，到上海还要转机，要隔天来回。不要小看这一天两天，有的客商就因为这放弃下单。”

　　再说时间成本。现在从宁海运到宁波港，不超过三个小时，时间可控。而如果转到中西部，还要加上八九个小时的内陆运输成本。“节省下来的人工成本，可能在这些地方消耗殆尽。”

　　老挝、柬埔寨、越南这些低成本的国家能不能去？尤理谦告诉记者，孟加拉的工人月工资只有50美元，但是去那儿存在产业链配套的问题，很多原材料、配件要从这边运过去，而海运时间20天，加上通关1个星期，接到时间不赶的大单还能消化，如果是时间紧迫的小单，那么根本不可能。

　　渣打银行中国经济学家王志浩认为，劳动力成本只是企业决定在哪里设生产基地的多个因素之一，此外，基础设施、监管、税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上下游产业链的完整性，都非常重要。

　　“转型升级，在我们企业看来，最现实的还是在本领域内做精做强。”在尤理谦看来，目前东南沿海的制造优势，更多体现在港口便利、产业链配套、办事效率等综合因素上。

　　以前，外贸订单的季节性决定了员工队伍很不稳定。但是，现在一些“聪明”的企业会考虑安排内外贸结合、或者产业的“混搭”，来熨平用工的季节性。

　　帐篷的生产旺季在每年的11月至第二年5月，“普鲁司”根据自己的设备、用工情况，适当延伸了汽车用品、船用制品、宠物用品等产业，这样，一年下来就没有淡旺季之分，工人也都有活干。(本报记者徐园报道组周武军)(原载7月18日《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