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和S一起当老师。有一天S跟我说她要请一段时间的假。很长时间过去了，S却再没有回学校。当我也从学校请了假挺着大肚子在家休养的时候，S邀请我去她的单位坐坐。电话里她说，我在报社上班了。

　　我去看她，我怪她不早说，她嘻嘻笑着不解释。她的新单位坐落在跃龙山脚下一栋破旧的大院子里，楼梯很宽，成螺旋形上升。台阶上钉的铁皮有些松了，一脚踩上去便“哐当”一声，这响声让我慌忙调整了第二脚的幅度。那时我除了S，不认识这栋楼里的其他人，也不准备认识其他人。

　　所以当S把Q带来一起去逛宁波的时候，我心里有些不高兴。

　　然而我很快就高兴了。Q天生长着一张善于倾听的脸，她专注地望着我好像我在上课，并适时地跟我进行互动，在我设计悬念的时候，她还会配合地提出疑问。在我根本不需要她插话的时候，她会情不自禁地“嗯、嗯、嗯嗯、对、这样啊……”，她把我的每一句话都稳稳地托住，而不至于掉到地上去。

　　她的牙齿不好看，也不好使，那天吃饭时她就招了。其实她不说我也知道，像我这种长了一口烂牙的人，难道还看不出什么是坏牙吗？但是她的坏牙让人觉得愉快，因为她笑点很低，笑得也放肆，一笑，一口坏牙便都跑出来了。而她的眼睛却是极好看的，眼角稍稍有点往下，一看就知道是个好人。她的眼睛一闪一闪，S说有男人说，Q的眼睛像一头温柔纯净的小鹿。我听了之后再去看，果真看到了一头小鹿。

　　那天我讲了很多，连初恋都讲了。这使Q和我的互动更加热气腾腾。那时没有微信，如果有微信估计早就摇一摇了。可能临分手时大家都想过要电话号码吧，又可能大家都想到了S。不是有S在么？

　　几天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清楚地记得接那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开着车子绕着宁海那个状似仙鹤的老城雕转圈。我听到Q动听地发出邀约，什么时候聚一聚啊！

　　就这样，我们接上了头。起先，我们的每一次相聚都有S在场。后来，我们就单线联系了。再后来，我几乎把S给忘记了。哎呀，我这个忘本的东西啊！

　　我时常去报社找Q，那时，我已经不蹑手蹑脚上楼了，我来去自如地如同在自己家。通过Q，我几乎认识了报社里的所有人，从老报社那个有着长长的把手的门进去直到Q的办公室，我是一路招呼着过去的。有时S听到动静便热情地出来迎我，我则奸诈地在她那儿小坐一会便提出去Q那瞧瞧她在不在。S是个聪明人，连忙说，好的！好的！

　　找Q，有时是分享快乐，有时是倾诉苦闷，花开了我采了花给她插在办公室，尽管她一点都不如我爱花，管她呢，我喜欢。每逢宁海办大事，她就要加班，我就打着盹陪她加班，然后把她送回家。Q是编辑，自己也写文章。虽然她写的评论不对我的胃口，但也是从那时开始我也写起了文章。Q不时推荐我的文章给X在编的《雁苍山》，这使我对文字的喜爱和摆弄逐渐成了习惯，后来X每逢带文友们去采风，也叫上我，我与X也成了朋友。熟的人多了些，我便不忌讳，在Q办公室聊天时就放浪形骸起来，门外经过的人不进来也知道，准又是谁来了。

　　Q的办公室隔壁坐着老Y。那时我在报社窜进窜出，但都没有见过传说中的老Y。据说老Y是个嗜书如命的人，他要是惹他老婆不高兴了，老婆便扬言要扔他的书。那时，他是什么要求都能满足老婆大人的。这让我想起我的女儿，只要她不高兴我了，便扯着我的花枝说，我摘了！我真的摘了！这种联想让我觉得素未谋面的老Y是个同我一样可以把热爱整得死去活来的人。去年的某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寄了本治疗头晕目眩的书，鬼使神差地，写着我的名字的邮包居然到了老Y的手里。那时，老Y和Q他们搬到新的报社好几年了，我也已然见过传说中的老Y。这件怪事估计让老Y头晕目眩了，也让Q百思不得其解，她说，明明是你家里的地址啊？快递怎么就送到报社来了呢？幸好是送到报社来了……

　　我时常想到我逝去将近三十年的外公。外公很少说话，他常坐于屋檐下，没完没了地搓草绳。他不时朝手心里吐口唾沫，然后稻草缠稻草，稻草接稻草地，左边一捆一捆的稻草便变成了右边一卷一卷的绳子。儿时的我常倚在柱子上傻傻地看着，想着，外公为什么在某个时候就停下来打结，为什么又另起一条呢？要是不打结，一直这样编下去该多好。

　　我偶尔会想起S。我同S好久好久没有见过了。我想到她时便想到她的白白胖胖，还有她的一手好字。我记起她说她的公公当初就是先认可了她的字再认可了她当儿媳的。我想起她最初和我认识的时候，直发扎着辫子，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座上坐着她的女儿。我想，如果朋友是一条稻草绳，S便是我最先编织的那一段，我继续编啊编，编进了Q，编进了X、Y，编进了26个字母。绳子越来越长，甚至都看不到了最初那一端。但我知道，那一段却还在这条绳子的最顶端稳稳地占着。我可以像外公一样停止编织，可以另起一行，却无论如何,都不能随意剪断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