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灯如豆，缓缓跳跃出淡淡的光晕。窗棂间透进的几丝晨光，划破了房间一角的暖色。

　　童景彝兀自枯坐着，这已是第三个不眠之夜了。大哥童景哲因为沾亲案就要充军远方，七个侄子侄女从此将失去父亲。自从产生代兄充军的念头后，童景彝对新婚不久的妻子满怀歉疚。此时，妻子正在酣睡，灯光反照着床头的“囍”字，映得妻子的脸这般的红润美丽。

　　几天后，童景彝在妻子的牵衣顿足、哭天抢地中，充军河北兴州卫。同时，叔父童伯谦充河北卢龙卫。

　　童氏叔侄充军戍边是因为建文四年(1402)壬午之难“沾亲案”，他们都是方孝孺先生的十族门生。

　　童景彝父亲童伯礼，先后于洪武十八年(1385)、洪武二十二年(1389)，两次礼聘方孝孺讲学前童南岙的石镜精舍，时间跨度长达八年。童氏族人有童伯礼、童伯谦、童景彝、童景纯、童景庸、童雍穆等，祖孙三代近十人，拜在方孝孺门下。

　　年长方孝孺二十一岁的童伯礼，更是谨执弟子礼，这使方孝孺大为感动，写下“从兹勉素业，不愧知己名”的诗句来自勉自励。由于方先生勤于课教，石镜精舍一时大振。浙东名家子弟纷纷求学精舍，有义乌王稌、浦江郑叔度、宁海郑好义等。

　　方孝孺先生不仅为前童创立了良好的读书风范，而且还亲自设计前童宗祠，首修前童宗谱，定制度，排辈行，作诗文，开前童礼义风化之先，这对前童来说是莫大的殊荣。同时，方孝孺在石镜精舍著书立说，《逊志斋集》中很多篇章是在此期间写就的。

　　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篡位，方孝孺拒草登基诏书而遭磔杀，株连十族，死873人，行刑长达七日之久，充军发边者千余人，暴虐之惨，空前绝后。

　　沾亲案中，童氏由于拥有大批门生而首当其冲。童伯谦充河北卢龙卫，转调通州海门；童景彝代兄充河北兴州卫，不久改谪辽宁三万卫，再转调甘肃卫。此外，方门童氏子弟大多四散隐匿，晦迹终生，童景庸避难五十余里外的梅枝田，童景纯匿居白岭根。

　　永乐十二年(1414)，童伯谦卒于通州三河卫，其子千里迢迢用车运回。其妻开棺检视，怀疑不是自己丈夫，不敢相认。其子说：“可能是路上耽搁了的原因。”其妻说：“你不怀疑就认他为父亲，我怀疑就不愿认他为丈夫。我死了以后，绝不能葬在一起。”童伯谦后葬枫山，曰“疑冢”。童伯谦妻死后，儿子不得不遵照母命，哭着把“疑冢”迁走。

　　童伯谦戍边十三年，流徙三千里，最终客死异乡。也许运回家乡的遗骸是他本人，却是父子不能相认，夫妻不能同穸；也许遗骸不是他本人，那么他又是魂归何处？每年杏花雨纷纷时节，他是否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塔山鹿阜间那袅袅炊烟就是你回家的方向……

　　直至明仁宗即位，告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在外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万历十三年(1585)，明廷释放了因方孝孺沾亲案而受牵连被发配者的后裔共计1300多人。童伯谦六代孙童晓(出生于卫所)自通州卫所返回前童。至此，十族之祸已延续了183年。

　　方孝孺深深影响和塑造了童氏族人，尽管沾亲案中童氏子弟遭际甚惨，但依旧对方孝孺报以极大的尊敬。这是先生道德教化在这一关键时刻使得童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演化出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童雍穆自幼从方孝孺游学，壬午之难时年仅十七岁。他目睹先生锯骨而死的惨状，泪如泉涌，以巾拭泪，以至于血泪沾巾。后人绘有童雍穆血泪沾巾像，明万历状元杨守勤题诗：“拭泪之巾，血渍悲痕犹灿。”方孝孺死后，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廖镛、廖铭捡其遗骸，葬于聚宝门山上，兄弟俩因此获罪，廖镛被处以极刑，廖铭充军。而大学者齐周华在童氏族谱中写道：“(童雍穆)及正学受刑，后求零落之骸于金陵。”以齐周华先生之道德文章，应该不会溢言虚美。笔者认为，童雍穆求葬的“零落之骸”应该是方孝孺遭受磔杀肢解后遗落的零碎人体组织。

　　童氏族人对先生的尊重已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敷惠王朱允熙是建文帝三弟，也是方孝孺学生，童雍穆做了他的陪读。后来敷惠王被朱棣用火活活烧死，年仅十六岁。童雍穆让童氏族人供奉敷惠王，让他做了前童的社神，永享恤食。每年元宵节，敷惠王塑像要去南岙向方孝孺拜岁，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童景彝代兄充军，卒老戍所，这种骨肉之情和献身之举非有崇高的德操而莫能为。这恰恰是童景彝实践方孝孺敦亲睦族、孝悌礼义之思想理念的义举。方孝孺认为：“士有无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读书人如果不能做官却要教化天下，那么睦族就是最好的办法。具体做法是教化宗族，使族人的行为纳入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规范中。前童，正是方孝孺一生推行其“睦族”理念唯一完全成功的地方。

　　朱棣试图从肉体上、思想上毁灭方孝孺，永乐年间私藏方孝孺文章者死罪。童景庸视恩师手稿为珙璧，为继承先师之业志，他广搜博寻、批索抄录先生宏著。彼时，童景庸同门王稌也冒杀头的危险多方搜罗，但仅得四五册。王稌深知先生当年大量文章被童氏子弟所收藏，特秘密致书童景庸，望其辑补成卷。《逊志斋集》的最早刻本成于明成化年间，而这些文章多赖石镜精舍门人，《逊志斋集》中也记载了先生大量关于前童风情、人物、酬赠的诗文。

　　有此师乃有此徒！探究童氏子弟激于大义、自陷绝境之行为的文化意义，不得不解读方先生为义殉身之壮举。

　　六百年来，对于方孝孺的评价莫衷一是，“愚忠论”者有之、“冷血论”者有之，“不识时务论”者有之。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孔子云：“士志于道”，揭示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当代史学巨擘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认为：士处于“道”和“势”之间，士为“道”的承担主体，“道”依靠“士”来实现；士运用“势”来行“道”，“势”则通过控制“士”以控制“道”。而士作为“社会的良心”，所关怀的“道”必须是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方孝孺所守的“道”就是天下大义和万世伦常。事实上，方孝孺的忠君只不过是想通过建文帝来实现仁义治国的政治理想。而朱棣和朱元璋却是一脉相承的专制君主，不可能与方孝孺的仁政思想水火相融。当“道”与“势”不相容时，舍“道”趋“势”则昌，舍“道”悖“势”则隐，取“道”悖“势”则亡，方孝孺选择了后者。任何有儒家的理想、社会责任感和人格的古代知识人在方孝孺的处境下都会像方孝孺一样去做。

　　因此，方孝孺的悲剧，在文化意义上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知识人群体意义上的儒家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发展史上的不幸。所谓读书种子绝，其实质是对知识人心理精神上的撕裂，使之产生难以弥合的永久伤痛，从而放弃“舍生取义”的理想主义立场，转而采取崇尚权力的实用主义庸俗市侩立场。建文一朝，朝臣600余人，只有29人投降；清《贰臣传》中，声名煊赫、背明降清的贰臣就有124人。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明证。

　　以此观之，方孝孺之千古大义是何等可贵。所谓“愚忠论”之肤浅者、“冷血论”之“聪明者”、“不识时务论”之市侩者，无非是或迫于“势”，或诱于利，或困于识。

　　宁与君子同祸，不与小人同福。童氏子弟之布衣之士，附骥方先生之青云之士，挺身赴难，虽难犹荣。清衢州府学教授陈大尝不禁感叹万分：“呜呼，非童氏不能知先生之忠，非先生何以见童氏之义。一死忠于国，一全义于师，各尽人伦之道。”

　　翠微苍茫，修篁啸吟，石镜山上的夕照黯淡了六百年的血色，精舍里方先生的席座早已蒙上了年年的尘埃，所幸童氏十族的读书种子还是一脉相承。

　　先生，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