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到谷雨前后，我们才开始采茶。清晨早起，带上冷饭团或粽子，戴上草帽，腰系茶箩和洋粉袋，十来岁的我跟着母亲大婶们朝山里进发。山路很长，黄跑鞋被晨露打湿得滑溜溜时，终于到达一个叫“大朴头”的小山村。这一带在帽峰山的东侧，人迹罕至，生长着一丛丛茂盛的野茶。我和母亲大婶们分头散开，按大致方向划分各自的“领地”，然后钻进灌木杂竹丛中。寻觅到野茶时，不管是嫩叶还是幼芽，尽量一扫而光。

　　采野茶是很辛苦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山蚂蝗叮咬，手被荆棘划破流血都不算个事，最要命的是时不时会遭遇毒蛇。立夏时分，蛇的活动趋于频繁。我们探路时手拿竹棍，打草惊蛇。当然，这些危险并不能阻挡我们母子的脚步。在生存艰难的岁月，向土地、大山索取自己需要的物质是不二之选，况且大山奉献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野茶。比杨梅还好吃的覆盆子，野桃、毛楂、山茄，都是采野茶途中随时会看到的，很能满足少年这张馋痨的嘴。摘得多时便带回家，赢得大人们的称赞和弟妹们的崇拜。

　　采摘来的鲜叶不能压得太久，炎热天气里更容易发红。我们那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红茶”，所以每每在吃过冷饭团之后便急急地赶回家，从洋粉袋里倒出鲜叶晾摊。然后，搬个小板凳坐下，一点一点地清理茶叶中的老叶和枯枝，还要把长得过大的茶叶撕得均细，使炒制成型后的茶叶卖相好些。

　　炒茶都是在全家吃过晚饭，母亲喂过猪，广播结束的晚上八点半之后，这时弟妹们早已睡觉。母亲反复清洗煮过饭、炒过菜的镬，唯恐有一丝油腥。我负责烧火，得把锅烧得滚烫，才把青茶倒入锅里翻炒。初入锅的青叶“噼里啪啦”地响，母亲不停地用手翻抖，同时提醒我要用小火了。后来我才知道，这道工序叫“杀青”，是炒制绿茶最关键的一步。如果火不旺，或者没有炒熟，制出的茶便不香，还有股青草味，意味着这锅茶失败了。但如果一直旺火，容易炒焦糊，同样是失败的。母亲炒茶是全神贯注的，即使手掌被铁锅烫起水泡也不吭一声。她们这辈人对痛楚的忍耐力惊人，似乎痛点特别低。少时的我往往不能理解：我怎么一痛就哇哇叫呢？也许长大后就不痛了。这样一锅一锅地炒，要十多次才能炒完。有时，我迷迷糊糊地坚持不住，坐在烧火凳上就睡着了。母亲抱着我上楼睡觉，她还要继续揉搓茶叶。

　　揉茶要用力。把炒熟的青茶团起，朝着一个方向使劲，尽量将茶浆揉出，减少茶叶的苦涩味。每一片茶叶最后都被揉成紧凑的细条，才算完成又一道工序。然后是晾晒和烘干。如果是白天，太阳又很猛，就可以将揉好的茶叶摊在竹簟上晒干。要是晚上或阴雨天，就只能烘干。集体茶场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工序，只是他们有炒茶机、揉茶机和焙笼(一种竹篾制作的中间凸起的烘茶工具)，将炒熟揉好的茶均摊在焙笼上，底下生上炭火，隔几分钟翻晾一次，以免烘焦。我家没这些东西，母亲只能一次一次地将茶均摊在锅里，利用余烬慢慢烘干。

　　待她干完这一切，鸡已叫头遍。我清晨醒来，却总能吃了早饭去上学。这一切，都是她一个人干的，父亲那时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我不知她睡觉了没有，只知她第二天又要一刻不停地忙山里的、地里的、家里的活，好像永远都干不完。她身高还不到一米五，走路却比男人都要快，挑着一百来斤的东西，赶十五里山路到桥头胡街，没有人见她说过累。

　　母亲的勤劳在铜岭岗一带很出名。她像一架永不疲倦的机器，高速运转着，维持着一家生计。她的心灵手巧也同样出名，无论是做小吃还是制作衣服、鞋帽、毛衣，乡邻都交口称赞。她做的茶叶，那是特别的香。

　　娇小的母亲就像她炒制出的茶。在火烫的锅里翻炒，被使劲地揉成细条，然后火中烘烤，这才算完。喝进口里，又香又苦。香是她的本质，苦是她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