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叶祥

　　食堂打粥的年代，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家里早已是丰衣足食，但每当想起那段经历，我的心潮总是难以平静。

　　那时我才十来岁，行政村称为生产大队，大队办食堂，把各家的粮食全部集中到食堂(称为倒米甏)。社员们一日三餐到食堂吃饭。食堂吃饭不要钱，人人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

　　那时，为了争取劳动时间，食堂还把中饭送到田头吃。我放学后，带着弟妹到田头吃中饭。田畈里到处都是人热闹极了，这种场面让孩子们特别开心。只可惜好景不长，农民们在大队劳动，大多数人是出勤不出力，致使粮食季季减产。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没过多久，食堂的粮食就十分紧张了，只得按人口发饭票。由每餐吃米饭，变成了每顿喝粥汤，这就有了食堂打粥的故事。

　　我们大队的食堂，办在仇家最大的古民居“树信”道地。仇树信的爷爷是清朝的武举人，在祠堂门口立有旗杆。房子多，又有水井，是办食堂最理想的地方。食堂的锅很大，再在大锅上安装上比豆腐桶还要大的木桶。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食堂人员半夜就起来煮粥。在昏暗的灯光下，粥锅烧开后，煮粥的人站在灶台上，用比人还高的木锹，不停地在锅里搅，以防止米粥沉底烧焦，一个个光着膀子，大汗淋漓。

　　我每天放学后，拎着粥桶，拿着饭票，到大队食堂排队打粥。打粥的队伍很长，排在“树信”道地的石板檐阶上，绕道地大半圈。我经过几天细心的观察，发现打粥时，排在队伍的最前面，虽能早一点打到粥，早一点解决饥饿，但是上半桶粥更薄，吃了下顿会饿得更慌。如果排在队伍最后面，是能打到最稠的粥，但只怕轮到自己打粥时，粥已被打完了，饥饿就会更难忍。我幼小的心灵开始盘算，选择排在打粥队伍的四分之三处最好。这样，既能打到较稠的粥，又不至于饿得眼冒金花。

　　排队打粥有近百人，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那个紧闭着的小窗口。那个打粥的小窗口，寄托着人们生存的希望。等待中小窗口终于打开了，打粥开始了，队伍慢慢地向前移动。饥肠辘辘的我，看到人家打到粥，从身边走过，那一阵阵粥香，诱得我大口大口地咽口水。

　　终于轮到我打粥了，我忙掂起脚尖，双手扒在窗框上，睁大双眼，贪婪地盯着粥桶，希望打粥师傅能把勺子插插深点(下面的粥稠)，打打满点，勺子倒得干净点。打来的粥，回家按人大人小分配。一盏炒盐、一盘臭冬瓜、一小碗咸菜株，就是最好的下饭菜。“薄粥填大肚”，薄粥总是填不饱肚皮。兄弟们看着那空粥桶，相争着用手指刮粥桶，吃下那一点点粘在桶边的米粥。

　　大队食堂与我家隔着一个道地，不算太远，但绕道走也有二三百米的路程。有一年夏天的中午，我拎着一桶粥回家，因人小力气小，又被饿得浑身乏力，双脚一软，人一晃荡，粥桶摔在地上，一桶粥洒了只剩半桶，全家人本来就不够吃的薄粥，现在就更少了。裸露着的双脚，也被泼出来的热粥烫伤。母亲看到我只拎着半桶粥回家，气得破口大骂，忍不住还举手打我。当她发现瘦小的我，蹲在地上发抖，烫伤的脚已经红肿，慈母之心突然迸发，放下手紧紧地抱着我痛哭，弟妹们也跟着哭，父亲只能是无奈地叹息。

　　时间如流水一般，一晃而过。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好了，当年轻人听到这段打粥的往事，都会觉得有趣。但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们来说，却是最艰难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