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潘秀兰

　　母亲是2011年走的，走得很平静、很淡定，如同她一辈子苦风凄雨中从来没有变过的平静和淡定。

　　她是潘天寿嫡亲的长女，整个家族唯有母亲的脸和外公长得一模一样，个性也和外公一模一样。她在小岛上生活了六十年，从没人把她当成艺术巨匠的女儿，她更没有把自己当成潘天寿的女儿，淡定、慈悲地活在一个苦涩辛酸的国度之中，似乎所有的屈辱和辛酸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和她唯一有关的是这个学校，这些学生和我们这些孩子。

　　在疾风暴雨的革命运动日子里，母亲居然平安无事地度了过来，文革十年中大字报盖天铺地，糊满了学校所有的墙面，老师有自杀的、发疯的，母亲这个全岛阶级成分最差的一个老师却没有一张攻击她的大字报，而她的父亲和丈夫都是这个岛上唯一的国家级“钦犯”。记不得母亲当时有过什么样的惊恐和骇怕，她的形容举止永远是从容不迫、慈祥和蔼、不卑不亢，好像身边什么都没有在发生。

　　文革初的那个深夜，母亲半夜起身，取下墙上的那副对联：“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那是外公借晚唐韩偓之句写给母亲的，很长，很大，墙顶拖到地板，母亲挂在床边，挂了几十年，她小心翼翼地将对子卷起，连同已整理的一大箱与其父亲潘天寿有关联的所有照片、书画文稿，捧到屋外的农田付之一炬，跪埋土中。她没有大悲大泣，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天佑我父，天佑我儿。”

　　母亲天分极高，她的五个兄妹中，应该母亲最有才，只是为了我们全家能继续活下去，把所有才华全埋入了生存的深渊中。

　　这么多的运动，这么多的革命，我们家都是首当其冲，哪次运动都拿外公和父亲先开的刀。母亲噙着泪依然在不变的淡定和慈祥中面对，不管任何艰难困苦，她总是告诉我：“人家给你一碗水，你要还人家一碗油。”也不管再艰难困苦，她依然读着外公的书，写着她的字。

　　1980年，我在创作巨幅作品时摔伤，病瘫在普陀山顶隐秀庵的破庙里，医生说永远站不起来了。母亲每每背对着我偷偷掉眼泪，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宗教活动的她三步一跪向着佛顶山无休止地叩拜，脑门上叩出乌青来。

　　就在这时，家里都平反了，母亲泪流满面和姐弟几个将外公作品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国家给了25万奖金，母亲姐弟又将25万也捐了出去，设立基金会为中国美院、树人大学等贫困学生提供帮助。母亲握着自己一份的捐款签字单问我：“你看行吗？”我瘫在床上，起码的生活费都没有。我说：“要不要留我一点活命钱。”母亲的眼泪悄悄地流下，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外公说过，这是民族的。”

　　我无法界定母亲姐弟的举动是出于什么样的思维，他们的血液中天生集中了中华民族最典型、最优秀的品德，这个品德同样是我外公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