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振祥
西关食堂已从青珠农场消失多年。但我对它的思念却犹如一棵常青藤，缠着那面剥落的记忆的墙，缓缓地往上爬。
西关食堂坐落在黄珠山脚，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1985年的元旦，我从蔬菜队调到西关食堂。当时，场部对食堂进行改革，要求我自负盈亏，原有员工只留下烧火的立凤叔。杏芬阿姨是介绍来的厨师。她齐耳的头发、中等的身材，一副清清爽爽的样子。她上班的第一天，我想从咸菜汤里做个示范。她问我：“怎不先放油呢？”我说：“在暖汤上面滴点熟油成本省。”她火了，那声音“噼哩啪啦”盖过脱排油烟机的噪声，把我“轰”走。
杏芬阿姨的不留面子让我很是郁闷。那时年轻，做事不过脑子。有一次去青珠赶集，我买了母猪肉，拿回来让杏芬阿姨做红烧肉。结果到了吃饭时候，她急匆匆向我走来。我慌得要命，以为她发现了什么，要责问我。没想到，最后，她却是向我检讨，说自己把红烧肉做坏了，很是自责。杏芬阿姨的表现让我羞愧难当，想跟她说明情况，却又不敢。只能每天陪着她洗菜，算是抵消心中的愧疚。
接触时间一长，我同杏芬阿姨的隔阂慢慢消去。但她有时还是会骂我，对我唠叨。场里的人来买红烧肉，我总会多给对方加上小半勺；买几株咸菜，我觉得便宜，干脆不收钱。杏芬阿姨看见，就会骂我，说食堂的东西不是私有的，做人一定要讲规矩。被她一骂，我就再也不敢那样做了。杏芬阿姨的骂和唠叨，起初觉得烦，习惯了之后才会悟出道理。有时，她很久没骂，我反倒觉得孤单。有一次，她将菜刀放下去水槽取菜，我就故意把刀藏起来。她东找找，西翻翻，进进出出好几回。突然，她想起了什么，指着我说：“长远没骂，骨头痒了吧！”我故作惊讶，她一把拉住我，拍打我的后背，“还想赖，还想赖。”我不想挣脱，尽量让这生活的笑声延长下去。
三月中旬的一天，我感冒了。阿姨中午催我吃饭，我躺在床上睁不开眼。因为生病，在农场近三年，我第一次无休止地想家了，恍恍惚惚，家里的炊烟始终在我心头缭绕。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笃、笃、笃”的敲门声，打开门，原来是阿姨来了。阿姨从小布袋里取出一碗面，面上放了一个荷包蛋。她说：“趁热吃吧！饿了一天了。”灯光下，我发现她的眼神、语气竟与我母亲十分相似，心儿仿佛被电流触了一下，母爱的温暖瞬间在我的胸腔荡漾。
阿姨把我零乱的衣服收集起来，一件一件折叠好。她说：“看你这个样子，我也想儿子了。”她告诉我，她有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儿子。她对儿子管教很严，总认为小时候迈不好步，长大了就来不及携扶。她从儿子读小学说到考进中专，再到国营公司上班，她为这个过程付出的心血，简直就凝成了一串孤儿寡母的感人故事。我沉浸其中，久久无法释怀。
气候逐渐转暖，苍老的黄珠山又嫩绿起来，杜鹃花星星点点，绽放着春的气息。这季节，棉花开播了，就餐人数每天在增加，从固定的十几个，逐步增加到几十个。西关食堂那“哗啦哗啦”的洗刷声、“叮叮当当”的碰击声、“嘻嘻哈哈”的打闹声，交汇成一支集体大家庭的生活协奏曲。立凤叔早早烧好开水，同阿姨一道把蒸镬里的饭盒搬出来，一字排开。阿姨忙好活又到窗口帮我打菜，见有人拿错饭盒了，她就陪着去找，还用红漆在饭盒上做个记号。见部分饭盒还未拿走，她又把它放回去保温。她日复一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右边的那绺头发时不时遮住半边前额，映衬着古铜色脸上的一口白牙。
时光似水，在我的生命里静静地流淌，却被这个秋天激起了浪花。这一年的冬季征兵允许在职人员参加，我在农场通过了第一轮体检。10月8日上午，我告诉阿姨明天要去宁海复检。她盯着我看，“你去参军就不会回来了。阿姨有点舍不得呢！”我心里“嘎噔”一下。是啊！如果我梦想成真，这里也许是大脑里的一片记忆了。我伫立在门前的十字路口，说不清是在留恋还是在观望，只觉得一抹希望的色彩正在我的心湖上倒映。复检通过后，我的兴奋又转为一种担忧。5个人检进，只有2个名额，去得成吗？我在煎熬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10月25日早上，陈孔达部长叫我办理移交手续。我正忙着，阿姨笑嘻嘻进来，说：“中午有个水龙头坏了，一直在流水。”我爽快地答应去修，可一忙，却又给忘了。临近傍晚，阿姨气冲冲地找我，“连介点事情都不上心，你还能做什么？”我心里一激灵，黑着脸没去理她，待她走后才出去找人。第二天夜晚，我犹豫再三才去阿姨家，向她道歉认错。阿姨家的二间平房门窗紧闭，她已经睡了。我站在门前的水槽旁，希望屋里能透出灯光。一阵风吹来，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咕咕咕”的鸡叫声。我突然想起面条上的那个荷包蛋，那是我想家的时候阿姨留驻在我心中的一团温暖。那一刻，我终于明白，阿姨的唠叨和呵斥，原来是把我视作儿子的一种点拨和警示。我在食堂那么开心，是因为有母亲的影子在呀。
11月1日上午，阿姨送我20个茶叶蛋。午餐后，我到食堂拿了一只盆，向阿姨道别。她放下手里的活，送我到门口，“你出远门，阿姨管不着了，以后要多长个心眼啊！”我点点头，步履变得沉重。走到十字路口的转弯处，我又回望一下食堂，见阿姨还在目送我。她右手扒在门框上，似乎在为我留下一张送别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