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可柯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日寇侵略、国民党腐朽统治，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危亡之际，从宁海城关磡头顶，耶稣堂西侧的应家道地，曾陆续走出三位投身抗日的热血青年。他们是我的堂伯父应端贤(又名朱学勉)、应端豪和我的父亲应端正。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又都是新四军军人。

　　一、播火者

　　应端贤(1912——1944年)，1925年，才14岁的他率先走出应家道地。先是在上海谋生，九一八事变后，作为热血青年，他在上海的进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爱国主义的文章。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他在二哥应端俊(即画家应野平)和早期沪上共产党人介绍和资助下，毅然投笔从戎，于同年11月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今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在学习结业后的次年春，被党组织派往浙南地区工作。1938年5月，根据浙东形势发展，他调任中共鄞县县委书记，化名应起。后又改任宁波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负责宁波城区党的工作。1939年9月，他化名杨寿明、肖扬，调任中共余姚中心县委书记，并兼管上虞县党的工作，领导各阶层的抗日救亡活动。皖南事变后，他化名朱学勉，调任诸暨县，任中共诸暨县委书记。按照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和策略，将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同时，为了隐蔽身份和解决党的经费来源，他带头在当地开起了豆糕店。

　　1942年5月，日寇为了打通浙赣线，发起了“浙赣战役”，致使两省铁路沿线全部沦陷。从此，应端贤全身心投入了抗日武装斗争。他领导并组建了诸暨县第一支党的抗日武装——诸北泌湖乡抗日自卫队。然后迅速将其扩大为诸北四乡、八乡的抗日自卫大队，并兼任一中队指导员。11月底，应端贤率诸北八乡联队赶赴三北地区(余姚北、慈溪北、镇海北)，参加第一次反顽自卫战役。是役，配合三北游击司令部(三五支队)歼灭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1支队及金山、平湖抗卫总队和土匪武装一千余人。被击败的敌支队长艾庆璋率余部狼狈逃入上虞小越的伪军据点躲避。12月15日，应端贤又率队对小越镇发起强攻。战斗中，当地的民兵和群众提着土枪、大刀踊跃参战、积极响应。此战仅一个小时，便一举拔除了小越伪军据点。艾庆璋只好率极少残部渡曹娥江后向西逃窜。中共领导的历时18天的反顽自卫战，至此胜利结束。

　　1943年初，应端贤奉命返回诸暨，担任“小三八”部队(浙东纵队三支队一部与诸北八乡联队合编)大队副兼指导员。他带领部队大举清扫了诸北、诸西南的土匪武装，同时想方设法筹集武器，发展党的武装力量。12月，“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成立，任第一大队大队长。英勇善战的他，于1944年初，又一次率部队参加了四明山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5月27日，他率一大队和独立大队，在诸暨墨城坞与汪伪蔡廉旅部激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打退敌人第三次冲锋中，指挥战斗的应端贤不幸胸部中弹，英勇牺牲。

　　二、殉难者

　　应端豪(不详——1941年)，是第二位走出应家道地的英杰。1939年，他告别家人，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并在军部任职。因与我父亲应端正年龄相近，故他们叔伯兄弟之间比较亲密。入伍后，他与我父亲还保持着书信往来。1940年底，他从前方来信，提及部队就要开拔，岂料次年初，即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从此端豪音讯杳无。据此，我父亲推断：一定是在这次事变中蒙了难。上世纪七十年代，县有关部门还曾多次到我家调查采访应端豪的情况。父亲一直坚持该推断。可是，苦于没有其它佐证，应端豪的下落无法最终确认。事隔半个多世纪后，才有其临海籍、曾与应端豪同囚一室的难友提供证词，最后确证了他的死讯：应端豪于1941年1月初的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被国民党关押于上饶集中营。因狱中条件恶劣，且缺医少药，他在狱中患病，不治而亡。临终前，曾告知该室友，其家住宁海南门耶稣堂旁。并嘱咐难友切勿将其死讯告知家中，以免母亲因此悲伤。

　　可叹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空怀一腔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未能与兄长一般，将鲜血洒在杀敌的疆场，却丧命于至今仍说不清、道不明缘由的“同室操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