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我十岁，那年夏天的七月闷热无比，只记的那晚天空深蓝挂满了数不清的星星，能听得见鸟虫清亮的叫声，但我的外公就在那天晚上辞世的，只活了一个甲子。一晃时间过去四十三年了，岁月能磨掉人的记忆，外公的形象我也差不多忘却了。

　　金秋一个偶然的时间，我去看了外公的老宅，只见残墙断垣安静地躺在夕阳的余辉中，满目苍凉，突然间有关外公的思绪伴随着泪水瞬间被打开了。

　　外公家在县前街的避司弄，避司弄这名字很洋气，好像是上海滩某个弄堂的叫法。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座典型的江南四合院子，差不多有十一间木结构平屋，两厢各三间，正房四间，中堂一间，前道地栽有葡萄架，后道地种有大橙树。外公永远坐在中堂的太师椅上，梳着小分头，脸部轮郭分明，眼睛清明，腰板刮挺。我徜徉徘徊在已面目全非的外公的老宅院，仿佛依稀还能听到外公在叫我：“一鸣，过来陪外公说说话。”小时候，我叫林一鸣，随外公姓，因我生在凌晨一时，外公希望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现在回忆起来真觉得外公取的名字好，能叫的响亮，但我终究没有实现外公的愿望，过得碌碌无为，平平庸庸。

　　母亲说外公从小聪慧，年纪轻轻就离开家乡去上海闯荡了，毕业于上海著名的教会办的沪江大学，说得了一口流利的洋文，在旧上海做过买办，抗战时当过中美合作所的译员，也正因为做过美国人的翻译，后来的外公因此历经苦难。我外婆是位美丽的女人，白白净净的，也注重衣着，年轻时随外公生活在上海，一生都改不了上海腔调，邻居们都亲切地叫外婆为上海阿婆。我们小时候外婆也会给我们讲上海往事，告诉我们年轻时的外公，外公年轻时长相俊朗风流倜傥，每天分头油亮西装革履，裤子上两条慰线一定要有的，皮鞋每天一丝不苟擦得非常的亮，平时喜欢吃西餐喝咖啡，生活讲究。外公除了长相，言行举止都是洋派的，连三个女儿都取洋名，大女儿叫路德，二女儿也就是我母亲叫路茜，三女儿叫路芝，四女儿出生在解放后才取名为爱华，林家四女都长得楚楚动人。在我的记忆中的外公生活已经很潦倒了，但一切还是老上海作派，抽着劣质的烟，烟嘴却是象牙的，那时小镇上没人穿皮鞋，但外公有时会穿上擦得锃亮的老皮鞋到街上去溜一圈。写到这里我想起上海女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和程乃珊的《上海滩上的老克勒》，我外公就有上海滩上老克勒的气质，率先接受西方文化，生活得很绅士。

　　母亲告诉我解放后他们家是很苦的，外公原来留用在上海市公安局作翻译，后查出为美国人当过译员，被开除公职在上海就地劳动改造。那是外公一生最落魄的一段时光，外公起早摸黑拉手拉车干体力活打短工，外婆有时出去帮外公推车助力，有时在家搓稻秆绳赚点小钱，一家人才有一顿没一顿维持着生计。母亲告诉我当时老家没人，我母亲不到十岁就留守在老家，除了孤独和害怕，家里还没钱又没粮食，她只得一个人去开荒种粮食度日。有一天她担着一担豆秆回家，担到城南黄土岭天快黑了，实在担不动就哭了起来，心酸无比，这时一位卖盐的老人看见就帮我母亲担了一程，母亲几十年来老是念叨着那位帮她担一程的老人，一定要我去找老人的后人谢恩，我也找过，无奈岁月抹去了痕迹。

　　一九六五年国家还在困难时期，外公在上海实在呆不下了，被遣送回老家宁海，外公是个知识分子又戴着有历史问题的帽子能靠什么谋生？好在我母亲当时在城关建筑工程队当会计，考虑到当时技术好的油漆匠缺乏，母亲就叫外公学做油漆，对无工作无收入糊口的外公来说，做不是重体力有一定技术的活是很好的选择。后来母亲经常说起外公是“三十六，学大木”。外公学做油漆是没有师傅的，全凭自学自己摸索。我小时候经常听到外公有句口头禅“擦漆不用学，只要擦的薄”。苦难是人生的老师，没过多久缑城小镇就出了位出色的做油漆的大师傅“林师傅”。

　　六、七十年代社会混乱，集体和个人皆贫瘠，油漆活是不多的，但当时宁海标志性建筑宁海剧院，宁海县政府招待所，宁海动配厂等建筑的油漆活都是我外公当首漆的。我读小学时一次放学回家路上，看见外公爬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用尺子在放大宁海剧院四个字，神情非常专注。前几天我遇上表弟说起此事，表弟补充说有一次我俩一起去宁海剧院看望正在做油漆的外公，剧院的铁栏栅门关着，表弟从栏栅缝隙中钻进去了，我个大钻不进去，站在门外着急得哭了。经表弟一提醒，我记得那天是外公出来开门放我进去的。外公在县政府招待所做油漆时，我姐姐恰逢读初中放假，就来帮外公做下手“打砂纸”。外公说，油漆工对器物用砂纸打磨最重要，打磨不能用蛮力，要顺势，就像木工拉锯一样，土话说“拉锯如抓痒”，意思说要用巧力。外公有洁癖，人家漆工衣服总被油漆弄得脏脏的，但外公在干油漆活时也干干净净，好象外公不是在擦漆。我们家乡油漆工世世代代用刷子刷，而我外公在六十年代中期就从外引进喷漆技术，并培养一批人才，大大提高了油漆工的工作效率。尽管我外公是小镇油漆界的“大师傅”，但六十年代工资仅八角钱一天，快到七十年代才涨到一元二角钱一天，好在当时子女都各自成家都有工作，外公和外婆二人生活勉强也过得去。

　　外公和外婆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都是心境十分平和的人。两位老人相濡以沫，携手走过。生活中，外婆总是尽力把外公照顾得服服贴贴，外公喜欢喝一盅，也最喜欢用油炸蚕豆下酒，每年蚕豆收获季节外婆总把蚕豆经过油炸，放进瓷瓶里再放到橱顶储存起来，那时候我小贪吃，有时趁外公外婆不在搭起凳子就偷吃一把，偷吃次数多了外公外婆当然是知晓的，但都装着不知情。那时候外公是落寞的，没有什么朋友，我只记得住在剧院旁边的孔家孔先生，也就是国军抗日名将孔墉的后人和我外公很说得来，除了共同的志趣大概也有同病相怜的意味吧，后来外公生病了，挂盐水的针都是孔先生打的,好几次都是我跑过弯弯的小弄堂去不远处的孔家请来的。母亲说外公英文比中文还好，我记得外公家有本很厚的英文书，当时我姐姐初中已读英文了，所以有时晚上外公会教姐姐英文，每次教英文的时候外公都会拿出那本厚厚的英文书，在暗暗的灯光下朗读着我听不懂的英文，此刻的外公目光清澈，面目慈爱，姐姐和我坐在小凳子上安静地倾听，场面很温暖。外公最大的爱好是钓鱼，有空闲时间外公不管刮风下雨就出去海边或河里钓鱼，宁海用车盘放线钓鱼还是我外公先引进的，母亲告诉我那时没自行车，外公去海边钓鱼，许多时候都是走去的，有时往来逾百里，但外公乐此不疲。我曾多次遇见一位老先生，碰上我他都会唠叨地和我说，你外公不只是油漆匠还是大知识分子，也是钓鱼高手。由于外公低调为人，诚恳做事，“文革”时在家乡被审查批斗的次数算是少的，外公老是说要感谢乡里乡亲对他的照顾。但我父亲晚年健在时只要说起外公，就心怀歉意，那时代讲政治，我父亲作为国家干部是要和外公划清界线的。我清楚地记得外公病逝出殡那天，送葬的队伍稀稀拉拉，我左看右顾就是看不见父亲，最后才在队伍的最尾端看见父亲慢慢地跟着。现在我年纪大了，也能理解“文革”岁月时的父亲。

　　时至今日，外公的徒弟还说，师傅代表着宁海油漆界的一个时代，还在说，师傅做油漆就像在绘制油画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