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子 我的大学有些奇特，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有学校却看不到老师，只是从广播里听老师的声音，后来渐渐能在电视上看到老师的身影。学校没有围墙，校区却异常广阔，能收到无线电广播信号的全是。我读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首届。 我的大学梦起始于1974年，那年的1月份，我从宁海中学毕业。大学却早就由于文革停招。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却害怕“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而不敢报考，考了中专。志愿填报了浙江化工中专学校，却被录取到浙江汽车驾驶技校宁波分校。来到学校不久，学生们均在教室上课，而我则在办公室当文书，成了学校唯一不上学的学生，同学们艳羡不止。后来我在自己的档案中发现，我的中专考试卷，除了语文卷只扣二分（作文满分），其余门门是满分。天！怪不得我有如此“幸运”。几十年后，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裘金尧还总是指着我们这几个当时班上的学习尖子摇脑袋，因为只为“跳出农门”的理由不考大学是几个人商量决定的集体行为。人性上的懦弱，让我的上大学成了梦。 亏得还有梦，就如埋入灰堆深处的火星，有可能等来重新燃起的那一刻。我想，一个连梦都没有的人，一辈子完了。一个没有梦的社会，未来也没了。 1982年的一天，早就从技校毕业而且就业的我，偶然听到有大学可读，且不用去大学校园，它就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梦被点燃的不止我一个，那时候想上大学而不得的人很多很多。想读书的一帮朋友，就蠢蠢欲动，四下串连，忙着准备复习迎考。 我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成为互助组。我们这一群学子，不像是仅仅为了报考某一所大学，而是在奋力叩响命运的大门。这是青春和热血的力量，试问谁能阻挡？ 不久参加严格的招生考试，达到录取分数线的不多。我也没有达到，因此不能成为正式的学生，只能作为单科生，与旁听生一起参加学习，但只要通过每科考试完成学分也准予毕业。 这是电大第一次迎头棒击。棒击的是轻视。知识容不得轻视。轻视知识，就是轻视人生。整整三年，我就时刻觉得，那根无形的棒在头顶悬着。 听课开始了。不是上课，上课得在课堂，电大在县城南门方向也有一个工作站，有教室，但我们只在单元结束时上辅导课时才到那里去，平日里在所在单位听收音机。虽是业余性质的学习，播放教学录音却在上班时间内，让我们犯了难。同学林亚耀是县城国营点心店的职工，他只得一边揉面，一边用录音机将老师的讲课录下，待下班时细听。有个同学是汽车修理工，人常常钻在车底下，就把收音机搁在汽车大梁上。杨朝云是国营通用机械厂的职工，上班前打开收录机收听讲课，离上班5分钟就按下录音按钮，然后一路狂奔冲刺到工厂上班，晚上下班时打开录音机接着听完没有听过的部分。 我在汽车站的货运站做调度员。小小的调度室十分热闹，货主、驾驶员进进出出，电话铃此起彼伏。考验我智慧的时刻到了。我灵机一动，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就是办公桌的抽屉。抽屉半开，恰好让收音机藏身。接电话的空隙，与货主、驾驶员交谈的空隙，我照听讲课不误。只是在站长出现于门口的时候，我才悄悄把抽屉推拢。我有一个学习法，即将题目和答案抄在小纸条上，到处贴一张。抬头可见的地方：办公桌边，床头，饭桌前，书橱上，甚至喝水的茶杯上。我还练就了一心多用的功夫。之后，电大课程结束，我还在繁忙的调度室里写过小说，有一个小说还被《人民文学》杂志刊用。在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王庄三部曲》（《龙窑》《独山》《大中》）里，上百万字，上百年历史，近百个人物，复杂的情节安排，却条理清晰没有混乱。我想，也是源于当年的锻炼。 那些只有声音可闻却不能面对老师的日子，着实让我们乱了方寸。开始时，电大只发一本教材，没有任何辅导材料。所以，听课是唯一的选项。因为没有辅导老师，遇到难题也只能自己啃，自己破，自己闯。在我的记忆里，新华书店、县城唯一的图书馆、亲朋好友处，能找的地方全找遍了。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自己思考，有时候带着理性，更多的时候，是非理性的，瞎想，空想，呆想，冥思苦想，“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依靠的是悟性，是天赋。 怀念没有老师的日子：没有天，自己撑起为天；没有地，自己铺上作地；没有路，自己踩出成路。世上的事从来如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氛围也如此：没有了预设的思想，也就没有了意识上的锁链。那些毕业后（我后来又业余专修了法学本科）成了作家、政府官员、企业家的同学，莫不是某一个行业的开拓者和佼佼者。那种面对困难毫不畏惧的本领，我想来源于在电大学习的历程。 怀念上电大的日子，那是个梦想满天飞的日子，那些奋发有为的学子身影，分明是共和国在拨乱反正时期昂扬向上势不可挡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