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亚飞

　　亲戚探问我家的石槽，说用来养养金鱼、种种荷花，很时尚。我家确实有只石槽，七八十厘米长，三四十厘米宽，粉色花岗岩打制的，很粗糙。我知道的几十年来，它一直被我妈当猪槽用，放在猪栏里，沾满猪食和猪粪，臭烘烘的。这只石槽，不知有几年了，我只知是曾祖喂马的。

　　我曾祖童士骏，世袭云骑尉，族谱里写得更详细：童宏弁，字志和，号雅三，生于道光28年，卒于光绪21年。总之，曾祖是一位名医。医而既名，架子就大，非坐轿不出诊，平常出门骑骑马，像是很委屈自己似的。曾祖医术高超，一天清晨，刚起床，就来了一个人请他出诊。来人说栅下有个妇人，产后生病，如此如此，病情危急。曾祖并不如来人那般急，在粪坑头蹲了近半个时辰，接着梳发辫，还要洗脸。来人急得直挠后脑，但又不能催得太急，怕曾祖生气。栅下那边又派人来了，叫先前那人回去，说产妇已经死去，又小心翼翼地对曾祖说：“先生，不麻烦你了，那边人已经死去了。”曾祖说：“你们回去吧，我晓得啦。”曾祖还是以慢吞吞的动作，吃了早饭，叫了轿子，到栅下去了。到了栅下那家，听得哭声四起，人们准备给病妇“离床”。曾祖看了看病妇，问了问情况，开了药，吩咐其家属煎好，撬开病妇的嘴灌下去。待病妇有了一点气息，曾祖上轿回家。后来，栅下那位病妇竟然痊愈了，操持家务如常人。后来就有了“起死还生”声誉。

　　曾祖的医术没传给儿子，却传给了外孙。他的大女儿嫁给湖头人，死了，又将小女儿嫁过去。两个女儿在那家生了许多外孙，其中有三四个行医，并且医术很不错。现在那些外孙的孙子之中，有一个是四近闻名的中医，一个开了诊所。

　　曾祖先娶周氏，大自己三岁，未及生子，周氏便早亡，又娶严氏，大自己一岁。曾祖48岁离世，留下我祖父三兄弟。祖父童遵义，字范田，家中为长，操持两个弟弟成了家，最后才自己娶亲拜堂，那已到了三十多岁，很“晚婚”的年龄了。我祖母为黄坛严姓女，是一门老亲戚。

　　处于“豆腐倒了，架不能倒”的家庭，祖父三兄弟都不很会营生，既做不了大官，又不会种田地。小弟童遵皇，字子刚，能写一手好字，从过军，曾拥有过一张盖有“蒋中正”印章的委令状，军衔为少尉；也从过政，最高官位为副保长；最终没留下子女来。二弟童遵道，字尚园，据说教过书，长年穿长衫的，后来做了几十年“主人”。所谓“主人”，就是在前童街上给卖家找买主，或给双方谈谈价钱，把把秤。赚得卖主一两个铜板，或一根鱼，或一斤米，或几根番薯：可想见富不起来的。作为长子的祖父，开了一家染布店，起先还好，不想一夜之间被人偷完了主顾的布料，为此积债深重。祖父深居简出，躲避债主，无脸见人；长年唉声叹气，夜不成寐，每逢过年节气，就躲到塔山下殿或鹿山主头。后来办了一桌酒席，约了所有的债主，将自己仅有的一间屋拿出来分掉抵债。债主多，房屋少，分不遍，债主们只得慷慨作罢。兄弟辈之中，祖父以文章见长，他留下的文章到我读书时还在，一手毛笔字很漂亮，约略是检点自己一生经历，慨叹世道不平、人生艰难之类的话。祖父先娶周氏，祖父很爱看风水，供着一个风水先生，在最困难时也没辞掉，因为那是个独身老头。在风水先生的指导下，祖父给他父母买了坟地，在岔路大塘东的塘山上；给自己也买了坟地，在岔路大塘西的西山园上。现在，我们这一代每年必去岔路大塘一次。

　　我祖母死时，我大伯6岁，姑妈4岁，父亲刚生下40天。祖母死于32岁，祖母的娘也死于32岁。祖母的娘病重了，医生说需用子女的中指做药。夫妻为此犯难，暗地商量。她娘对她爸说：“别说太重，让女儿听去，我们的女儿会真的做到的。”我祖母偏偏恰好听见了，一天清晨，她起了个大早，右手拿起菜刀，将左手中指垫在灶头边沿上，只一下，菜刀落而中指断，她将这一节中指放在药里煎了给娘吃，害得她娘流了好几天的泪。那年祖母14岁。同年她娘死去，我的祖父以外甥的身份去黄坛送丧，亲眼见祖母左手还用一条土织腰带挂在脖子上。几年后，祖母出嫁了，拜堂仪式上要“把酒”，怕缺个手指难看，就预先向首饰匠定制了一套的镴质指套，“把酒”时戴上。我表姐小时常在我家，曾几次翻出镴指套玩，不知是何玩意儿，问我妈。我妈说：“是你外婆的镴指头。”大约是天意，祖母的女儿(我姑妈)也死于32岁，她嫁给我曾祖的外孙，当时她家族中很有几个大医生，还聘请了著名医生五六个，满满一大桌医生一起会诊，还是没能“妙手回春”。

　　我父亲生下40天就失去了亲娘，怎办？把他寄养到花桥童文范妈处吃奶。经算命先生掐算，父亲需度关9年，即9年内不得身处天日之下，否则灾难来袭，性命难保。我家到花桥有将近100米的路，怎么过去呢？家里雇了一架眠轿，轿顶盖了瓦片，父亲放在眠轿里送过去，算是在屋底下，没露在天下。到花桥文范家，父亲大多由文范的姐姐带着。姐姐待父亲很好，时时牢记着奶娘关于不得露天下的嘱咐，但姐姐毕竟也还是个孩子，有疏忽的时候。六月打早豆，父亲在地上爬着玩，一只脚探下了檐下石阶，奶娘看见了，就责打姐姐。姐姐说这是她一生来受到的最重的一次酷打。9岁了，父亲回家来，但失去了花桥奶娘家的关爱和温馨，父亲在自己家里如同生客，时时刻刻不自在，不几天又逃回花桥奶娘家，直至11岁才真正回家。

　　学过漆匠，种过田地，做过脚担，父亲长大了，结了婚。由于战争，国民党兵员紧缺，“征兵”成了“抓壮丁”。我父亲两兄弟，按规定“两丁抽一”，伯父设法当了个副保长，就可以免去了，我父亲什么也不想当，就只好逃走。他出外做脚担，到三门健跳一带，挑一点虾皮鲞鮳来，送到双峰里面的澄深、逐步一带去卖，来回近两百里山路。冬天没鞋袜，只穿一双草鞋，挑担爬岭，双脚龟裂，流出血来，映在雪地上，一串串的。风声稍缓，他就回到家里住。我家祖上只一间屋，大伯住大房楼下，父亲住楼上，灶头也打在楼上地板上。一天，保队务来抓他，堵住了楼梯，父亲逃不脱了。好在他矫健灵活，连忙翻出窗外，噌噌几步，跳进时钵的楼上窗口，从他家楼梯下去，往他家连排小屋逃过，再从三房墙弄那边逃出村外。父亲婚后有了孩子，狭小的楼上不够住了，就借了外道地苑婆的楼上做睡房。一个白天，保队务到外道地苑婆家找我父亲。苑婆是个守寡老太婆，脾气暴躁，骂人一点不留情，又有助弱帮穷的侠气。她堵在门口，握着根粗重的铜头竹烟管，说：“我家只我独个老太婆，哪来的男人让你们抓？谁要是踏进我家门一步，我就拿烟管敲死谁！”三四个保队务望了望门里面。屋里暗暗的，看不大清，她早先做有一张寿材，放在板壁边，泛着幽冷的微光，使人看了害怕，保队务们探头看了看不敢进去。又一个傍晚，保队务来抓人，父亲赤着一双还没洗好的脚，跳出窗口躲到隔壁通民的楼上躲起来。几个保队务一个劲地盘问人往哪里去了，我妈告诉说到岔路丈人家去了。又逃过一劫。靠这么一次次的侥幸，也不是久远之计，于是父亲就决定躲到亲戚家去避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