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响应“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我县首批“知青”一行80人，分赴东乡前横公社(今属力洋镇)4个大队(今称村)去做农民。其中10人(6男4女)安置在杨家大队(今港下杨村)。学友袁东、金林二人就落实在这个村庄。

　　1978年，政策突变，成为“知青”的历史转折点，下放知青都可返城安排工作，结束十四年的“下放人”生涯，开始奔向新的生活。

　　但是故事并非就此结束。

　　学友袁东与我同一届在1959年毕业于当时的“象山县宁海人民公社城东小学”。他在校各方面表现很优秀，因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上“右派分子”，连累他失去了升学机会。

　　袁东刚满18岁，作为一名“知识青年”下放了。袁东人高力大，心地善良，干活舍力，不爱计较，乐意助人。袁东到杨家后，很快学会农活，不论是扶犁打耙、挑担、种田割稻、摘棉花等等，都是领先者。

　　当时大队农机具修理不方便，袁东干脆把家中的铜匠担搬来，施展一身好手艺，打稻机、喷雾器维修，碾米机、抽水机管理均由他一人担当着，如有小零件损坏，他就自制配上。他还利用碾米机碾甘蔗，制成糖水熬红糖；利用柴油机牵动微型发电机供电，为社员婚丧大事照明之用。碰到下雨天休息时间，经常为村里群众焊洋油灯、配钥匙、补镬、磨刀、砺沙锲(镰刀)、敲白铁、打钢钎等，从不收受分文。

　　城里“下放”来的袁东让杨家人服了，杨家人对“下放人”的偏见也自然消失了。1970年，袁东当选为杨家生产队会计，兼负责植保工作。

　　1969年，袁东同下放来的姑娘李华恋爱，在杨家结婚成家。1979年9月，大家都回城工作，袁东被安排到国有企业县豆面制品厂，他仍以当年“下放人”的劲头，苦干实干努力工作，不久当上车间主任、副厂长，处处以身作则，为该厂作出了很大贡献，得到一致好评，年年被评为县或局级先进工作者。1983年袁东入党，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后一直干到工厂转制才退休。

　　袁东至今不忘杨家人，每年像走亲戚一样去几趟，如有村里的人到县城看病住院，夫妻俩总是带钱带物去看望。袁东还有个良好习惯，坚持写日记，令人钦佩。他还多次感谢我，说他下放时，我送过他《唐诗一百首》和《宋词一百首》二本书。他还鼓励我多写日记，不要忘记文化学习。

　　袁东的妻子李华，根正苗红，父亲又是国家干部，她是主动报名要求下放到农村去的。在杨家劳动工作都表现突出，当年加入共青团，第二年就当上妇女主任，后来又作为“知青”积极分子代表，经常到各个学校动员发言。1970年，李华还出席了“浙江省首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

　　学友金林小学毕业后，接着在民办初中读完书，不久被县食品厂招收为学徒工。按规定，学徒工期满一年半可转为正式工，但正巧碰到“下放”运动的潮流，他也被卷入了，转正一事因此搁浅。

　　金林能吃苦，实干，办事细心谨慎，到杨家也很受社员欢迎。他感到虽然吃饭不成问题，但伙食比较单调，于是想到了出港打点鱼来改善一下伙食。金林同4个社员商定，他带头出资40元，其他每人出资20元，到象山买来丝绫网，利用晚上时间，借用大队小船划到胡陈港外洋撒网，抲些鱼、虾、蟹等。那时捕捞还容易，经常会收获不少。金林把海鲜分给自己和社员，如有多余则担到长街去卖。虽然自己辛苦些，但大家得实惠，社员也满意。

　　1970年，县里寄来一份招工表格到杨家，指定金林到县运输公司工作，结果被大队卡住不盖章，说他家庭成分不好。金林没有为此失望，仍然安心呆在杨家，不久与杨家一个姑娘恋爱结婚，作好了在杨家生根落脚的思想准备。

　　1978年上半年，生产队指派金林去参加建设胡陈港筑大坝工程，还当上了小组长。当时，杨家有一批甘蔗种，船运路过胡陈港筑坝施工地，无法通行，只能换船才可以运走。金林得知消息，急生产队所急，连忙到指挥部求助，指挥部立即调船顺利解决。事后，金林受到杨家群众好评。当年9月，金林回城，被安排在县建筑公司工作。

　　去年年初，我约袁东、金林学友到他们的“第二故乡”走走。我们一到港下杨村(杨家)，首先去看当年他们居住过的“石头屋故居”，居然还完整存在，我好像是发现珍贵文物一样，心情很是激动，连忙拍照，然后一一追寻“下放人”的足迹，村里村外踏了个遍。遇到村人时，村人都热情相待，这家请你尝尝自家的柑橘，那家请你吃吃自家的海鲜……这种浓厚的乡土情，淳朴的民风，非常可贵，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