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8月19日讯(钱江晚报记者王丽)钱塘江畔，作为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式公路铁路两用特大桥，钱塘江大桥已屹立了整整78年。

　　这座诞生于战火中的大桥，在竣工之初就历经波折。1937年11月7日，钱塘江大桥公路桥正式通车。在日军战火蔓延至杭城前，杭州10多万人员和战略物资从钱塘江大桥顺利撤出。而此时此刻，钱塘江大桥桥墩上已埋好了炸药。1937年12月23日，日军的先头部队已隐约可见，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毁坏，五孔钢梁折断落入江中。

　　从11月7日埋入炸药到12月23日两座桥墩被毁，钱塘江大桥的“暂保”其实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而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正是时任浙江省主席朱家骅。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朱家骅离任浙江省主席，间隔时间并不长，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数月之间，正是朱家骅的“力保”，杭州免遭“焦土抗战”破坏，可以说朱家骅为保全杭州城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初期，曾流行“焦土抗战”

　　钱塘江大桥通车前夜，接到炸桥密令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8月14日开始，杭州城上空便进行了多场空战。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将目标对准南京，战火很快蔓延到浙江。11月15日，嘉善失守，杭州危急。

　　在抗战初期，中国抗战最流行的论调是桂系李宗仁提出的焦土抗战。所谓焦土抗战，是指在日军尚未攻达前“自我焦土”，将所有民用和军用设施焚烧殆尽，以免落入敌人手中。

　　茅以升回忆录里，曾记录下了钱塘江大桥通车前的一幕：“1937年11月16日下午，我正在桥工处，忽然有位客人来访，说是南京来的，有机要面谈……见面才知道他是南京工兵学校的丁教官。他说：奉了命令，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日炸毁钱塘江桥，以防敌人过江。炸桥所需的炸药及电线、雷管等材料，都在外面卡车上。说着就取出公文给我看，原来是军方命令，说明要桥工处协同办理，并限于明日完成。”

　　接到密令的茅以升大吃一惊，不敢妄下决断，于是决定请示省主席再说。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正是朱家骅。

　　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周东华教授曾前往台湾查阅了不少档案文件。他告诉记者，对于“焦土抗战”，朱家骅并不认同。朱家骅在给陈果夫电文中说：“杭市颇震动，治安无虞，弟尚坐镇危城，至万不得已时，决暂将省会迁金华，重要物件，顷已过江，中央机关，亦嘱同样办理，车机车辆，亦嘱其过江矣。万数千伤兵均他迁，重伤留杭者千数百，委托教会医院妥为负责照料。”由此电文可知，朱家骅觉得自己作为省主席，守土有责，纵然“坐镇危城”亦要坚守至“最后一寸土”；即便到了“万不得已时”，也要最大限度保证杭城的物资和人员已经最大限度撤离“过江”。

　　“在万不得已时，焦土只是抗战之一策，但仅以破坏必要和重要之军事设施为主，对于民用设施，则毋庸一把火烧之，因沦陷之地，尚有我无法撤离之百姓，他们需要居所；且抗战胜利，我返乡之民众，亦得有所居。”周东华教授认为，正是朱家骅的这种抗战思想，在炸毁钱塘江大桥事件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朱家骅面对炸桥密令

　　用“妥当办法”搬走半座杭城

　　密令已经到达，但钱塘江大桥炸还是不炸？

　　朱家骅认为这时炸桥太早，而且杭州撤退事务还未办完，铁道部方面也正需用大桥，于是朱家骅想出了一个“妥当办法”。

　　朱家骅的“妥当办法”就是在新建成的钱塘江大桥上先埋好炸药，等需要即刻炸桥时，可迅速引爆。朱家骅说：“建桥不易，抗战终必将胜利，我方亦必须复员。大桥完成尚不足三个月，如彻底炸毁，此后将无力修复。只须炸毁桥墩一二座，使敌方无法利用通车，即已达到阻止敌人前进之目的。并可先将预定安置的36根炸药线放好，人可先行过桥到对岸。看到敌人上桥，再炸也来得及。并愿为之担负延迟执行命令的责任。”如此一来，既保留了钱塘江大桥，又解决了南京方面要求炸桥的命令，不耽误事。

　　第二天，即1937年11月17日清晨，茅以升刚刚在第14号桥墩中埋好炸药，就接到了朱家骅有关大桥公路立即开放通车的命令。从11月17日到12月23日，钱塘江大桥通车运行为杭州战略物资和人员的撤离作出了无法估计的作用。据统计，仅12月22日一天，就运走机车车头300多台、客货车2000多辆，成千上万的民众、伤兵通过大桥撤向浙东。周东华教授认为，正是朱家骅愿担全责保全的钱塘江大桥，才得以成功搬走了半座杭州城。

　　卸任前朱家骅的叮嘱

　　让杭城从炸药和大火中得以保全

　　1937年12月9日，黄绍竑抵杭，朱家骅正式卸任。临走前，朱家骅不忘叮嘱当时担任省会警察局局长的赵龙文等不要对杭州城施以全面焦土。

　　周东华教授在台北查阅的一份档案记载：“临行前对杭州市长周象贤，省会警察局长赵龙文，省府委员罗霞天，保安处长宣铁吾4人说：外边焦土抗战的风气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时，你们一定要防止。他们都答应了。”果不其然，黄绍竑接任后，极力主张全面破坏杭州城。

　　黄绍竑密令破坏杭州城一事，在戴笠给蒋介石的报告和陈训慈日记中都有记载。据戴笠报告，黄绍竑秘密叮嘱赵龙文撤退时，“令警察将杭州公私建筑一律焚毁”。

　　虽然黄绍竑从杭州撤出时曾下令毁坏杭州城，但赵龙文却听从了朱家骅的遗命，全力保护杭州城，故而使得杭城终于从自己的炸药和大火中得以保全。

　　1937年12月23日，国民党特别行动部队在日军抵达杭州城前，炸毁了闸口的电厂和钱塘江大桥，既有效阻止了日军渡江南侵的步伐，又保全了杭州城，且避免重要军事设施资敌，为日军所利用。朱家骅最大限度保全了杭州城。

　　周东华教授告诉记者，反观施行焦土战的长沙，则完全落了另一种命运。1938年，在湖南长沙，由于张治中坚持用焦土战抵御日军，结果一把大火将长沙城烧得干干净净，军无所凭、民无所惧，并未能阻挡日军侵犯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