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的村级权力清单，为啥是36条？在制定、实施过程中，权力清单36条遇到过什么困难，宁海是如何去改革、发展的？从经济转型到政治转型，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这些问题，在12月19日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政府创新论坛暨中国基层治理(宁海)研讨会上，在与会专家们的热烈探讨中，答案已然呼之欲出……

　　“在所有的创新中制度创新是关键，而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创新，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农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多年来致力于基层治理研究，他认为，农村所有问题都涉及到权力的产生、权力的使用和权力的制约，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对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规范约束。而宁海的村级权力清单36条，在理清基层干部权力边界、规范权力运行、增强政府公信力、保障农民正当权益、改善基层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对我们农村基层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与俞可平不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思考的是如何完善宁海的村级权力清单36条。他说，宁海的模式确实为走精细化的权力运行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有效探索，但宁海的治理结构还不完整，它仅限制在行政村的权力运行，没有说到权力如何产生，所以他认为权力运行还是要不断延伸，通过依法自治，产生一个有效的领导班子，让村民办事不出村，才更有意义。

　　研讨会现场，20多位专家教授通过基层治理案例分享、现状分析和理论研讨，擦出了美妙的火花。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分享了各地推进基层治理的新理念、新举措和成功经验，推出了可复制、标准化、低成本的示范样板，更是为推进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记者黄浓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