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据《方氏宗谱》载，大佳何溪上方村的方姓家族，“方氏也，吾宁望族也。其先世玄英先生十五世孙于宋初由桐庐迁居缑城。”举国之内，多人识得方孝孺，鲜有人知其与家乡宁海渊源。方孝孺身上的硬气和正气精神均承袭家乡宁海的精神传统。少时诵读四书五经，吟诗作对，超乎常人，人称“小韩子”。他的学术造诣，不得不提他的父亲——方克勤。方克勤，曾任济宁知府，政绩卓著，深得百姓爱戴，《明史·循吏传》也载其事迹。方克勤有三子：孝闻、孝孺和孝友。

　　方孝孺便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之家。三岁时，父亲教他识数目。四岁教他识字。五岁方孝孺可辩章句。据说六岁时，方孝孺便写下《题山水隐者》一诗：“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此后，方克勤就带方孝孺到陵南谷草堂亲自教授圣贤之书。据说，原先陵南谷草堂为三开间，屋后有穴清泉，清泉往下流，流成了一个水潭，深不可测。草堂前有一小块平地，似操场一样可作玩耍，站在场地上，向北望山下是一马平川的田野，远眺象山港船帆点点，西看飞凤、白象二山环抱相对，四周绿树成荫，翠竹掩映，一派苍翠宜人的优美环境，方孝孺就在此处读书。

　　据说方孝孺读书不仅专心效率也高，他每天读圣贤典籍可以超过一寸。而对于陵南谷草堂的苦读，方孝孺在中年时也曾写过一首《草堂诗》回忆草堂苦读的时光，“草堂旧在陵南谷，勤把诗书向窗读。学门长掩寂无人，惟有白云相伴宿。”总而言之，方孝孺治学素养和为政之道与早年的勤学苦读圣贤之书密不可分。

　　据宁海现方氏宗长方功胜介绍，方孝孺故事口耳相传的有很多。据说明洪武十四年(1381)，宁海前童有识之士童伯礼，在前童石镜山下建石镜精舍，藏书数千卷，并先后于洪武十八年(1385)、洪武二十二年(1389)两度聘请方孝孺前来为童氏子弟讲学。第一次到前童讲学的方孝孺仅有13岁。方孝孺在此讲学，著书立说，课教弟子，人才辈出，使之成浙南知名学府。方孝孺不但为童氏家族的教育事业付出一定的心血，还奠定了对童氏家族组织与道德建设的规范性基础，主要表现在制定族规及祭祀制度并设计了前童宗祠。而且，还为童氏子孙制定了“敦孝悌、秉忠贞、广言行、明礼义、达家邦”十五字行辈。这十五字日后更成了童氏治家理族、安身立命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体现了儒家学说在童氏家族建设中的全部要旨。然而好景不长，宁海方氏一族的命运开始了第一次转折。

　　2

　　空印案是发生在洪武九年间的要案之一。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这样地理位置距离中央较远的一些衙门官员因为数据对不上往返奔波的成本增加，少则一月，多则数月。为了方便起见，一些上报的官员随身携带提前印好原衙门印章的空白账册单，以便核准之后再添加数据，长此以往便成为惯例。不过皇帝朱元璋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东窗事发，即定义为官员们营私舞弊，贪污作祟，所有牵涉官员一律处死。方孝孺的父亲也在其中，身为廉洁官员却被诬致死。父亲被杀后，19岁的方孝孺赴京将父亲的遗体护送回宁海。

　　对于父亲的遭遇，方孝孺在《叶郑传》提到，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士利兄即为郑士原，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任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利在“空印案”案发之初就想上疏，但为了避免受人怀疑是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郑士原出狱之后才敢上疏，就是为了替留在狱中的死囚申辩。但朱元璋还是“竟杀空印者”。

　　“空印案”发生，方克勤含冤被杀，《方氏宗谱》载，19岁方孝孺亲赴南京，护送父亲灵柩返回宁海。这个时候方孝孺可能还是没有明白父亲遭遇的一切，对政治和出仕依然有自己的立场和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