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梁

　　“想当年，一大家子人，就我一个劳动力……”

　　每次回家看父亲，聊天的时候，父亲都会这样开场。

　　父亲的经历很丰富，做过生产队长，当过会计，能说会道，干一手好农活，在农村算是有本事的人。但老了之后，好像只记住生活的艰难，说的都是一个人怎么养活一大家子，一天三顿都吃不上还坚持让子女读书等等。父亲是通过忆苦思甜让我们不要忘本；还是一个人过日子，需要通过这样的比较来强化自己生活的信心？

　　“想当年，……”父亲一开讲，我们就装作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我们已不知听过多少遍。父亲不知道自己在重复，我们怕父亲伤心。听着听着我们会很伤感，在我们心中无所不能的父亲，现在只能在我们的蒙混中找到安慰。

　　曾经的父亲是讲故事的好手，《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一套一套的，其实父亲读书不多，也不知哪里听来的，凭自己的理解再经过他的口语加工，讲起来简直活灵活现。只要父亲开口讲故事，旁边就会围起里三层外三层，大姑娘小媳妇，还有我们小孩都是他的忠实粉丝。但父亲很忙，没有时间，当时父亲做着会计，算是生产队里的大内总管，讲着讲着就会被某件事情打断，让我们等着下回分解。父亲说，他当会计其实是不合格的，但为了多几分工分，只好赶鸭子上架，平时勤快些，年终决算就请人做，就这样做了很多年。

　　父亲后来做生产队长，做得很有权威。于是我们家出入的长车门，就成了生产队队员的集散地，夏天的中午大家一起乘凉，每天的活计就在乘凉中分派，商量点事儿这里又成了会议室。我们道地本来人就多，大人小孩混一起，这下就挤得有点像集市，不管开会还是干什么，都没有秘密可言。这时母亲的身体已经不好，父亲跑进跑出，忙里忙外，人多来去不方便，有时干脆就站在家里喊，谁去翻地谁去耘田，嗓门大得像喇叭。

　　还有我们，也没少折腾。两个姐姐，性子完全相反，一个直筒脾气，一个绵里藏针，家里家外，活多活少，一句不合就火花四溅，最后总是一个抹眼泪，一个直喘气。三四个儿子，不是今天这个削陀螺砍坏了门槛，就是明天那个打乒乓上课迟到，或者是后天又一个放牛糟蹋了庄稼，不断考验着父亲的能力和耐心。我是个喜欢游荡的人，没有时间观念，每到饭点，父亲就一家一家地找，我在家里地位特殊，父亲从未让我吃过冷菜冷饭。

　　这样的热闹似乎还在眼前，转眼间人去楼空又过去几十年。父亲养育我们兄弟姐妹5、6个，上半世的热闹和下半世的冷清就像两极，都如此漫长。

　　事情的转变自然有个过程，先是父亲把我们一个个都送出去读书，而且送得一个比一个远，当初父亲肯定是很高兴的，村里人也都说父亲有远见，结果现在想见个儿子都很难。之后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再有生产队，各人都在自己的那块地上起早摸黑。收入比原来多了，儿女也渐渐大起来，就开始在外面造房子。父亲是看着他们一家家搬走的，帮他们捆好家具、抬上车子，说几句祝福的话，再挥手告别。开始时他们也常回来，打声招呼，拿点东西，渐渐就不来了。这里的日子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又在另一个地方开始，他们没有留恋的理由。

　　母亲的去世，是父亲真正独自生活的开始，车门还是长车门，道地还是老道地，但一切都已改变。中午不再有人乘凉，晚上也没有了收成的交流，而夜里的被窝很长时间才会暖和，父亲不大适应但知道生活需要重新安排。洗衣做饭不是问题，以前照顾母亲早已熟练，现在一个人更加简单。外面田地里的活已经不做了，只是手还闲不下来，就把屋前屋后当成劳动场所，整地除草，清沟排水。这里架棚天萝，那边栽排南瓜，又在后院种了果树、蔬菜，品种尽量多些，儿子们偶尔回来，喜欢带点回去。

　　空闲的时间还有很多。早睡早起多年，已经形成的习惯很难改变，那就多想想过去，多看看电视，尽量睡得晚一点；麻将扑克从未摸过，临时抱佛脚又没有兴趣，那就买菜时走慢点，多挑挑。有太阳的日子晒晒太阳，从西到东，循着阳光挪过去，应该有七八个小时；雨天可以打扫下卫生，家具、板壁、还有桌椅什么的，角角落落，之前顾不过来，现在可以慢慢拾掇。还有什么再想想，家要有家的样子，不能让外面的儿子担心。

　　一次轻松的出门再次改变了父亲。那天父亲晒衣服，看到竹杆有点陈旧，顺手拿起柴刀，准备砍几根备用。这样的事父亲驾轻就熟，没想到却在平地上跌了一跤。父亲说这条路他走了几十年，以前挑几百斤都能健步如飞。父亲说站起来后没什么感觉，这种事也不好意思说。我们知道后不大放心，去医院查了几天确实也没什么事情。可此后父亲的腿脚开始不便，慢慢的连走路都觉得困难，我们也不知道是否和这次意外有关。

　　此后我每次回家，父亲大多一个人坐在长车门的石条上，看着路边的人走来走去。我知道父亲不是在等我，他不知道我们何时回来。以前回家，我们都会早一天告诉父亲，父亲于是整晚睡不着觉，一大早就等在路口，一次次返来复去；而我们习惯了城市生活，吃饱睡足，慢悠悠地回去。父亲这样让我们很有压力，说过几次也没效果，我们只好约定回家不再告诉父亲。我们总是匆忙地去匆忙地回，父亲从来不说什么，都说自己过得很好，然后拔一点蔬菜让我们带走。而我们每一次看到的父亲，就像腐根的老树，比上次又枯了一截。

　　有一天我们发现父亲有了爱好。先是一台久弃不用的台钟，父亲找人修好后，擦干净，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开始给台钟对时。我们每次回去，父亲开口先问时间，立即去较准台钟，手已有些颤抖，神情非常专注。台钟一次次地坏，他一次次地修，后来实在不能用了，他又自己买本日历一天天地看，一天天地撕。撕到后来竟然对每个日期、节气如数家珍，尤其是周末。我们有点奇怪，父亲又不上班，把日期、时间搞那么准干什么？

　　父亲70岁时，最小的弟弟在家里装了电话；父亲80岁时，我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80多岁的父亲生活尚能自理，这得益于长期的农活劳动，但毕竟岁数不饶人。我们寄希望电话能发挥作用，在病了或有事时候，能告知我们一声。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真到那一天，很难保证父亲能拿得起电话、拨得出号码。母亲去世时我们都不在身边，我们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再次重演。

　　(作者注：谨以几年前的一篇文字，纪念于2016年最后一天夜里去世的父亲。他没有等到第二天一起来看望父亲的子女们，终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