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瑜

　　村口离我们家也就百来米，向着大海。先祖们在村口筑了一道山岗，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树，以青松和香樟树居多，防御风水，还让整个村子冬暖夏凉。最老的那棵香樟树，三个大人合抱不过来，很多年前就已空了心，离地面一人高处有个大窟窿，一条条粗壮的老根爬出黄土地，蜿蜒盘转在绿油油的草坪上，枝叶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孩子们称老樟树为树爷爷，经常在树洞里面玩躲猫猫。每逢初一、十五，老樟树脚下会插满香火，乡亲们把老樟树奉为神灵。

　　过年时，我们选在村口拍全家福。孩子们还在梳洗妆扮，父亲已一个人伫立在村口。

　　“阿爹，你也去换件新衣服吧？”我走过去说。

　　“不用了，这身衣服已穿习惯了，挺好的。”父亲淡淡地说。我知道，父亲这套卡其布中山装是母亲请裁缝师傅上门量身定做的，洗得有些发白，上面留有母亲缝的补丁。父亲凝望着村口对面的山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阵轻风拂过，“沙沙沙”，飘下片片老樟树叶，像是儿时父亲为我折的纸飞机，轻轻地，轻轻地落在了小樟树的身边。

　　那时，村口那条刚好能通过一辆手扶拖拉机的黄泥路，几乎是全村人走向外界的唯一通道。隔些日子母亲就要上一趟城里，给家中添置一些日用品。母亲每每会趁进城的机会给孩子们捎上点好吃的糖果。到城里有三十多里路，如果没能搭上进城的拖拉机，母亲来回都得步行。为了不落夜，母亲每次进城总要起个大早。等我醒来，知道母亲上城里了，并不吵闹，相反会有一份美好的期盼。吃过晌午饭，我就在盼望太阳快快落山，因为，太阳躲到山后面去，母亲就该从城里回来了。

　　我独自来到村口，瞧着地上自己小小的影子被渐渐拉长。几只小松鼠在树梢上跳来跳去，这时我已没心思逗它们玩了。鸟儿们从头顶飞过，叽叽喳喳，钻进了树林。张大叔扛着犁、赶着牛，急匆匆地从身旁走过，留下一串串有力的脚步声。叶大娘家的鸭子一摇一摆走起方阵，整齐划一。赵大爷一边甩着长长的麻辫，一边大声吆喝着，几只调皮的羊犊子跑几步又停下来吃上几口路边的嫩草，还不时“咩咩咩”叫上几声。终于，远远地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我飞奔了过去。母亲蹲下来，一手搂抱着我，一手伸到挎包里掏着。那只酒红色的卡其布挎包，是母亲亲手设计缝制的，陪伴了母亲很多年。我双眼紧盯着挎包，咽了两口口水。

　　“真鬼！回家洗洗再吃。”母亲摸摸我的头，塞给我一个透红的大苹果。我拉着母亲的手，哼着儿歌，一路上一蹦一跳。

　　在我大些的时候，母亲去赶集就会带上我。说是集市，也就是在村口的路边摊。每到农历逢五逢十，本村和周边几个村的乡亲们就会自发来到村口设摊，沿着山岗脚下，整整齐齐摆成一排。集市上的农产品大多是自产自销，小鱼小虾之类的小海鲜也是自个儿从海里摸来卖的，再说是乡里乡亲的，买卖过程中很少有人斤斤计较。每次赶集，母亲都会称上一小块猪肉，偏肥的那种。母亲也知道父亲爱吃肥肉，但是，母亲总把肥肉割下来，熬成猪油。平常母亲很少用锅炒菜。家中那口二尺镬上面可以蒸好多碗菜，若是当餐蒸出的新鲜蔬菜，母亲便会拌上一小坨猪油，香气扑鼻。有一次，母亲赶集回来，左算右算，多出了一块钱。母亲没进过学堂，不大会算账，却总要把每一分钱算得清清楚楚。那会我已会背九九口诀表，母亲一件件报账，我帮着计算，发现是卖猪肉的多找了钱。

　　“儿子，帮姆妈把这钱退回去吧。记住卖猪肉的姓童，你要唤他童叔叔。”母亲拿着角票，数了两遍后递给我。

　　整个集市只有一家卖猪肉的铺子，摊主是个秃子，大人们都唤他俎肉癞头，好多小孩子也跟着这样称呼。那时吃瘦肉的人少，于是，他卖的肥肉比瘦肉贵些，要一块两角一斤。退钱的次数多了，后来摊主们也就知道了我是谁家的孩子，母亲去买东西时，几分钱零头都会被去掉。

　　上初中时，我就住校了。学校里有食堂，但只管蒸饭。母亲早早为我准备了个特大号饭盒，椭圆型，估计可以蒸两斤大米饭。每个周末我都要回家一趟，餐桌上母亲总是特别热情地往我碗里夹菜，似乎要为我补足一周的营养。周日的中午，母亲就开始着手为我准备带到学校吃一个礼拜的小菜。母亲在灶台上忙，我帮着烧柴火，一边聊些家常。我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光。母亲把炒好的菜一盆盆排在灶台上，等凉了些再装入罐头瓶，每装一层压一下，每个菜的分量都特别足。每次我走的时候，母亲总会亲自把我送到村口。母亲在递给我两个沉甸甸的布袋时，不忘再叮嘱一番。

　　“走吧，好好读书，不要想家。”

　　我肩上背着书包，一手提着大米袋，一手提着小菜袋，慢吞吞地拖着腿走着，村口那条熟悉的黄泥路仿佛比平日里长了几倍。走到桥头，我回头远远望见母亲还在村口伫立着，夕阳下的母亲，金光闪闪。

　　后来我上大学，再后来留在了城市里工作，回家的次数就分外少了。然而每次遇到挫折，或是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就会往老家跑，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陪母亲唠嗑。这时，母亲会搬把竹椅陪我到阳台上坐着。母亲熟练地翻着手中那本泛黄的《圣经》，找到要告知我的片段，然后抬眼从老花眼镜的上沿瞄我一眼，用手指着一字一字念道：“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我搞不清母亲是几时开始识的字，估摸读了两册书的父亲应该是她的启蒙老师。想想油腔滑调的城市母亲怎么也不会理解，因此，我一般不会和母亲说出心中的困惑，但每次和母亲就这样在阳台上坐上半天后，我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

　　在一次出差的途中，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母亲出车祸了！顿时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大地一片苍茫。窗外，一排排的梧桐树飞速倒退着，列车却似乎没有了终点……

　　回到家中，左邻右舍一个个红着眼圈，向我讲述：你母亲前几天还挨家挨户分送玉米棒子，说要去城里帮你照顾孩子去了。村口马路边上的那块玉米地，是父亲后来开垦的，价格好时母亲舍不得吃，把玉米棒子送到城里去卖。这次，母亲是搭乘姐姐姐夫的农用三轮车进城的。姐姐说，是母亲一定不肯让他们把玉米棒子带进城卖。我理解，母亲一生都是这样，不愿麻烦人家，就算是自己的子女。父亲说，姐姐姐夫没事，母亲走得也是宽慰的。

　　我来到老樟树的跟前，傻了似的站着发呆，发现树身上挂了一块牌子：香樟树，树龄510年。小时候，每次母亲进城总来不及与我告别，不告别也好，不告别也就永远不说再见。母亲是太累了，躺在村口对面那短松岗上歇息，永远守望着她的家，她的孩子们。

　　如今村口那条黄泥路已被拓宽成水泥路，集市也搬迁到了新盖的农贸市场。每次，我驾车回去到村口时，总会摇下车窗玻璃，转头望一眼，告诉母亲，她儿子回家来了。

　　(谨以此文纪念母亲去世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