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铁佶

　　朱开益先生很少用手机，聚餐吃饭基本无话，画展开幕式上讲话也不慷慨激昂。在风嚣尘上面前，他实在有点谦抑。然朱先生以传统中国画精神观照平民生活，草野雅逸，质朴自然。画虽多为小品，意境开阔，别开生面。朱开益先生“布衣画家”公众号创始，开始关注这位“布衣画家”。借画展之际得见先生，促膝而谈，尤解先生恬淡自然的人品。人品即画品也。

　　“荒山野石间，几枝野草，数朵闲花，即是吾辈无上粉本。”朱先生的画与人不同。这是一个余姚人在宁海潜心五十年的笔墨世界。也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文化馆人敬业修炼的看家本事。

　　朱先生在浙美(现在的中国美院)学的是工艺美术，为了辅导群文，中国画是在宁海工作后全赖自学所成。这一学一画就是半个世纪。潘天寿是中国画大师，浙江美院的院长，宁海又是潘先生的家乡。朱先生热爱宁海，热爱潘天寿。就这样，他把潘先生的家乡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问朱先生师承何从，先生不语，却对我说，潘先生的《听天阁画语录》受用不尽。读朱先生的画，深感朱先生就是潘先生画学思想虔诚的信徒。画语录说，“中国画以意境，气韵，格调为最高境地。”又说，“中国画以真善美为最高境地，然此全从真实之现有世界而来。故不通世务，不明人情物理者，不能踏入其堂奥。”先生的画，即以空灵的格调胜，而于民间生产生活的熟悉和理解来自于长年日常的写生和憬悟。游于艺，无论在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先生近乎都做到了，堪为楷模。

　　如何开拓新境，又维系中国画精神,这是中国画继承开拓的瓶颈。余姚人朱开益先生在宁海落地生根,他几乎做到了他的极致。以传统笔墨表现花草树木，髟墙屋舍之外，不入窠臼，不以古人为掣肘，大胆开拓中国画题材，百无禁忌，挖掘民俗，表现当代，这正是响应了潘先生所言“画事须勇于‘不敢’之敢”。俗世雅化，庸常可以用笔墨来概括。读先生的画，既有古韵之花鸟山水，又有新时代之电线杆、拖拉机和高速公路收费站(把拖拉机和耕牛并称“双牛”)，似乎突兀，但读来还是在中国画文质彬彬的和谐中，得自然之真趣。如何让传统中国画的清高出尘和人间烟火的泥土情味乃至于当下的电光车影融合在当今中国画里？朱先生做到了。这就是朱先生不囿前人，创造新笔墨的成果。

　　作品结构上的新面孔，是他大胆泼辣的超比例的疏密铺陈。大面积的空旷和小面积的点染，独特的视角，是他对中国画特别是潘先生画风的借鉴和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朱先生非常性格化的个人面目。先生用中国画朴素的语言记录他所见的生活画面，画幅不大，境界却无限通达，画理恐即在此。而这种面目又不是板滞的，而是随机而化，不觉单调。正如谢稚柳先生评石涛的画，“决不是拘守于一种形体，而是配合了多种多样的笔势，如肥的，瘦的，圆的，扁的，光的，毛的，硬的，柔的，破的，烂的，深的，淡的，湿的，干的以及婉媚的与泼辣的，飞舞的与凝重的等等，凡是笔所能表现的形态，都毫无逃遁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作者题材广大，作品多样，不单调的愉悦感正来自于他笔墨语言的丰赡。然而咫尺中他又异乎寻常地求简洁。他夫子自道：“不花不乱，整体感强，简洁明快，这样的图式，我以为才是艺术的。”先生笔墨简约有时到了苛刻的程度，在《古村银杏》里，大片檐瓦下只以一抹髟角的黄色就表现了银杏，真的佩服画家的概括力，中国画和中国戏剧表现的神通也在这里契合无间了。中国画的笔墨既要华赡丰富又要简明扼要，先生自有会心。

　　朱先生的中国画以中国书法的风骨为依归，今草带着章草的胎气，稚拙朴素而大雅。落款与画珠联璧合，简短小语，带着文人画的特质，又有民间画的自由质朴，所以意境独到，可以处处读出朱先生的哲思文心，而这正是中国画精神的灵魂所系。我以为，朱先生不仅仅是一位以画讨生活的画家，他骨子里是一位高妙的诗人，虽然他不一定写诗。两鸡相斗，题曰：“不知为何而斗”，何其风趣乃尔，大有哲思！当初我问朱先生的师承，先生不语。何必问，又何必说？

　　简言之，朱先生的画，推陈出新，乃是基于传统笔墨的不凡新构，基于具象的抽象概括(还敢于借鉴西画的色彩，漫画的意趣融合于中国画中)，基于生活恬淡会心的平民絮语。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朱先生的画，是完全地道地属于中国画的，又带着朱先生自己的个性和独特面目。以朱先生的谦抑，他不需要什么廉价的封号。这就足够了。

　　朱开益，名副其实。其丹青，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