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叶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自行车可算一件奢侈品。哪家儿子结婚，能配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三大件，一定让邻里刮目相看。尤其是自行车，它是当时年轻人最好的交通工具，国家指定由中国五金交电公司和供销社经销，采取凭票供应的方法。自行车票一票难求的情景，让现代人很难想象。

　　当时在宁海供应的自行车品牌有上海产的“永久”牌、“凤凰”牌，天津产的“飞鸽”牌，杭州产的“海狮”牌，后来又增加了绍兴产的“飞花”牌。上海产的自行车质量最好，最受消费者欢迎。自行车分轻磅、重磅两类。轻磅自行车车身轻便灵巧，载重量少，适宜女性、适宜在城市骑行。重磅自行车车身骨架粗实，载重量大，适宜男性在乡村骑行，书包架上还可载带百十斤重的物品。天津产“飞鸽”牌自行车，载重量最大，特别受农村人欢迎。绍兴产“飞花”牌自行车，听说与上海厂联营，属轻磅车，样子也不错。

　　家里就有一辆重磅自行车，一家3口出门，妻子坐在书包架上，儿子坐在三角档上。一路响着“得铃铃”、“得铃铃”清脆的铃声，在大街小巷穿行，不知会引来多少双观望的眼球。如今的奔驰、宝马汽车都不能与那时的自行车相提并论。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性，骑着小巧玲珑的凤凰牌、飞花牌自行车路过，在田里劳动的汉子会齐声起哄，个别人还会拾起泥巴砸她，当她摔下车来，会引起一阵捧腹大笑。

　　当你骑着自行车回到老家，左邻右舍，儿时的小伙伴会围在自行车旁，像看西洋景一样的品头论足，摸一摸都感到很开心。几个特别要好的发小，还会悄悄地向你借车去学。借到车后，他们先在晒谷场上，一人坐在车座上，歪着身体，用尽蛮力，使劲地蹬踏，一人扶着书包架，累得气喘嘘嘘，如同扶犁耕田一般。当摇摇晃晃有点能骑了，就急着骑上路。过去农村大多数道路，都是用卵石铺成的古道，本来就不平坦，天长日久，有的地段掉了石头，更是凹凸不平，骑在车上震得屁股生痛。学骑自行车摔跤那也是常事，擦破手臂摔伤腿，轻伤不下火线，一骨碌爬起继续练习骑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把车子摔坏了，让你回不了城，他还红着脸，嘿嘿的傻笑。

　　那时有自行车的人，都带着一套修车的小工具。螺丝、螺帽松动了，车龙头歪了，刹车失灵了，链条掉了，小橡皮漏气了，都是自己修理。只有碰到车架断了，钢丝断了，车轮变形了，车胎爆裂了等毛病，才会送到修车行去修。在计划经济年代，修理自行车的车行，也是受严格控制的。自行车配件也只有向五金交电公司购买。农村人就算有修自行车的技术，也不允许你进城摆摊修车。在我记忆中，城关桃源桥东路口有一家修车行，只有3—5个修理工，业务很繁忙。自行车送到那里去修，需要换零配件的，一般当天是难以修好的。有人想急着赶路，还得找熟人开后门，递香烟，把好话说尽。我在县城住久了，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技术最好的“大魁”师傅，他住在县供销社附近的石家道地，我傍晚没事常去他家玩，从此以后，再去修自行车，就立等可取了。

　　说起自行车，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关于一张自行车票的记忆。1979年，我在县供销社当秘书。一天，股长外出办事，我在办公室编写工作简报。听到外半间有人在说，我是从战场下来的，脚负伤退伍了，今天到县供销社来，是想弄一张自行车票。我闻声出来一看，是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国字型的脸蛋，粗眉大眼，皮肤较黑，讲话直率，穿着一身旧军装。我赶紧招呼他到后半间，泡了杯茶，让他坐下来说。他说，他是黄坛区某村的人，战场上落下残疾就退了伍。回来后，安排在黄坛车辆厂，家里到车辆厂有好几里路，腿有残疾走路上下班很不方便，就想买辆自行车代步。可供销社营业员说购买自行车要有自行车票，他没有自行车票，就跑到这里来问问。

　　听了情况，我就把他领到业务股。业务股的同志听了情况，也是为难，说，自行车由县商业局所属的县五金交电公司经营，公司根据上级公司下达的货源计划，再分配到城区和各区供销社。城区由他们自己的门市部供应，各区、公社由供销社供应。虽然你有特殊原因，但能不能特供给你，还得去找县五金交电公司商量。听了解释，退伍军人便又去了县五金交电公司。五金公司的人告诉他，你是黄坛区人，想买自行车，还是去找当地供销社。你虽有特殊原因，但我们没有这样带帽下达购车指标的先例。他听了解释，又回到县供销社，商量一阵后，我们毫无办法，只得叫他先回家，等下次县五金交电公司计划下来，再与黄坛供销社商量，争取给他安排一张自行车票。大家说是这样说，可何时能拿到自行车票，谁也说不准。就这样，事情又回到了原点。退伍军人奔波了一天，自行车还是没有着落。

　　现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要说自行车，就是名牌汽车也不愁买。但在当年计划经济的时代，一些现在看来丝毫不入眼的货物，却是如此匮乏。眨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期间我总会想起那个退伍军人离开供销社时落寞的神情，每每想起，我都会暗自庆幸自己生活在如今这样一个好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