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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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海本土剧团的兴起，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1961年起，随着三年困难时期渐渐远去，农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大家开始向往精神层面的东西。此时，平调、越剧、绍剧等地方剧团陆续在宁海大地上冒头，到1962年，几乎三四个大队，就拥有一个戏班子。每年正月、清明、七月半，戏班子就成了热门货，往往要提早一个多月才能预定到。要是顺利“抢”到剧团，大队干部讲起话来也要比平时洪亮，而全村的男女老少更是开心得不得了，早早就把排凳搬到大会堂、祠堂占位置，还邀请远外三村的亲眷过来相戏。几日后，相戏的相戏，摆摊的摆摊，送接力的送接力，吃瓜子的吃瓜子，好不热闹。

　　在西溪岙，笔者所在的大队是个大地方，但遗憾的是，直到1962年，村里还没有自己的剧团，逢年过节还要请戏班子过来唱戏。隔壁的一个大队，规模比我们大队小了好几倍，但已经在正儿八经地学戏了。更气人的是，那段时间，他们一见到我们大队的社员，就会起哄着：你们大队如果会做戏，除非猪娘(母猪)会耕地。

　　在农村，面子大如山。当面被人挑衅，凡是有点自尊心的人，心里都不好受，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更是火急火燎：我们嘎大的地方，绝对不能被别的大队比下去，人家能学，我们也要学起来，并且要比人家学得好！

　　这话抛出去，可谓是掷地有声，谁听着都很舒畅，但真正要落到实处，却很难。行头、人员、请先生头……每一桩每一件都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而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钱。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那时候，群英塘还没有兴建，家乡人的唯一出路，就在山上。西溪岙毗邻天台山脉，群山巍巍、遍地竹林，编竹制品、做纸、烧炭等营生，解决了绝大多数家乡人的温饱问题，可遇到“建戏班子”这样额外的事，岂是几根毛竹就能了事的？

　　但大家的热情，却并未因此熄灭。大队干部、社员商量了一番，最后出来个方案：卖青柴筹钱。那时节，电气、煤气还没有普及，城乡烧饭、取暖用的都是柴火，我们这边山高柴密，经常有外乡人拉着手拉车过来收柴，在山上斫一天的柴，能换取好几天的生活费。价值高、变现快，于是，青柴就成了大家的不二选择。说干就干，第二天，男女老少全部拎着柴刀上山斫青柴，再担下山，统一卖出去。就这样，攒起来的钱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一个月后，终于可以买行头了。

　　今年八十多岁的徐春(化名)老人，正是当年斫柴队伍中的一员，他回忆：那时候，大家的劲头特别足，有些人斫柴斫到半夜，还不愿回家歇着。

　　一开始，钱并不多，只买了最基础的行头，为了省钱，贵的、可有可无的一律不买；随后一边演，一边攒钱，攒到一定数额，再去添置新行头。没过几年，衣箱里就摆满了簇新簇新的冠帽盔巾、蟒靠褶帔。

　　当时宁海境内，越剧、平调和绍剧三分天下，以各自的柔美、清越和粗犷吸引着老百姓，各自剧团的规模、影响力也不差上下。乡亲们在三大剧种之间犹豫了一番，最后还是选择了绍剧。在很多老人心里，自己的根在绍兴新昌，以往村里要做戏，十有八九都会派人去新昌请当地的绍剧团。所以这次要组建剧团，自然非绍剧莫属；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绍剧上手简单，唱起来高亢激越，演起来豪放洒脱，像《三打白骨精》《罗家将》《龙虎斗》之类的剧目，既闹热又解闷，特别讨人喜欢。

　　2

　　1962年年末，“招演员”的公告贴在大队办公室的外面，引来很多人驻足。谁都知道，学戏苦，并且按规定，做戏的同时，大队里的活一件也不能落下。干部们一开始还忖着，可能没人肯学，谁知公告一贴出去，报名的人如潮水般涌了过来，把办公室挤了个水泄不通。上到五六十岁的老汉，下到十二三岁的读书学生，都有。

　　按照人活络、肯吃苦的原则，干部们最后挑出35个学员。这35人，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并且高矮胖瘦各不同，稳重活泼均有之，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不怕苦。大队干部拿着名单，按各人特点及爱好，一一分配角色，有扮生旦净末丑的，有演差役丫环的，有拉胡琴吹喇叭敲锣打鼓的。虽非专业剧团，但这规模与十几个人的“的笃班”比起来，也算是蛮大的了。

　　要学戏，必须要请先生头。请先生头，也要靠缘分。徐春记得他去西宁坑看过戏，当时就感觉：这戏做得真好，教戏的人水平真高。大队剧团成立后，他第一时间就去西宁坑打听，最后七托八转，终于在一个田畈头的茅屋里寻到了先生头，随后大队干部出面，正式邀请先生头教戏。

　　与越剧的儿女情长不同，绍剧多为感情奔放、斗争激烈的历史剧，如包公戏、罗家将、岳家将，以及孙悟空等，在锣鼓钹笛的衬托下，特扣人心弦。在当时，绍剧传统剧目已达300多种，每个先生头都有各自的拿手剧目，手抄的剧本高高供在堂屋上，等着学戏的人上门。

　　一般来说，先生头一个月教一本戏。学戏时，先生头拿着剧本，学员人手一本薄子，团团围坐在先生头旁边，谁要学哪个角色，就提前做好记号，先生头一喊：包文正上咧！演包公的学员就上去学，先生头唱一句，“包文正”就跟着唱，再提笔在簿子上抄一句。

　　对年轻人来说，最难的就是学曲，唱词里没有谱，要怎么唱，做什么动作，只能靠死记硬背。徐友(化名)还记得1962年的腊月，他四五点就醒来，身体缩在被窝里，簿子摊在床上，读两行，自己再闭上眼睛，唱两句。也幸亏年轻、悟性好，没多久，就唱得像模像样了。

　　打脸也是先生头教的，他一边打，一边告诉学员，哪里画红的，哪里画黑的，多听几次，大家都记住了。脸打得好，也能成为亮点，当时我们剧团的“包公脸”，是县内外都出了名的，就连新昌的戏班到宁海，也邀请我们剧团的过去画脸。

　　戏有文武场，作为合格的演员，不仅要能唱善念，还要能做会打，尤其是俗称“大头小翻”的翻筋斗，最考演员功底，也最受老百姓欢迎。往往是这边在台上跌扑翻滚，那边台下喝彩声连连，把整场戏都推向了高潮。这在另一程度上，也决定了武场的重要性。

　　剧团曾先后请过好几位武场师傅。有一次，大队干部听说越溪南庄有个先生头从小练武，无论哪个武将的动作，他都会。得知情况后，大队连夜派出一辆拖拉机，把这位师傅请到西溪；还有一位是做洋糕的，很有一些拳脚功夫，最后也成为我们剧团的师傅，大家都叫他：洋糕师傅。

　　3

　　宁海辖区虽然不到2000平方千米，但东南西北角吃食不同，做法各异，这一点，“串百家门、吃百家饭、宿百家床”的做戏人最有体会。

　　1963年起，我们大队的剧团正式对外演出。演员们坐着拖拉机、客车，奔赴全县各公社、大队。

　　去外面做戏，首先要解决的是住和食。每到一个大队，对方都会把演员们安排好，住在谁家、接力在哪里吃，很早就确定好了。大家吃的接力，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当地的特色，如西店、梅林等北路角，是米豆腐——用米做成的豆腐，切成四四方方，滚水落锅当夜接力；长街力洋是面干、米饭、年糕，还有小海鲜；桑洲、双峰等山上角，是坠面、虾皮粥、麦虾汤等。到十点左右，热烫烫的接力端了上来，吃了接力后，戏就做得长一点。

　　对主人家来说，能替集体招待客人是桩好事，也彰显了自家的地位，所以凡是接到接待任务的人家，都是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了。在今天看来，这些吃食很简单，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重头戏一般都放在晚上，做戏人吃完晚饭，锣鼓就开始敲起来了，七点半开始上台，往往要做到凌晨一两点钟。还别说，做戏还真是个体力活，接连五六个钟头下来，人都累垮了。尤其是站在台下的演员，简直是又冷又累，巴望着快点轮到自己上台，因为一登台，顿时全身暖洋洋的，精神来了，力气也有了。

　　农村生活苦，劳作之余，大家特别向往有“甜味”的东西，尤其是戏剧，这也决定了《龙虎斗》《斩美案》《三打白骨精》《狸猫换太子》等“好人最终得好报”“秉公办案”的剧目，在农村的戏台上经久不衰。而像《风波亭》这样的悲剧，就很不讨喜，好几次散场后，演金兀术、秦桧的演员都要被观众追着骂，据说其他地方有个戏团，演到秦桧害岳飞时，有观众爬上舞台，一扁担把“秦桧”给戳成重伤。吃力不讨好，再加上金兀术的鱼肚脸又特别难画，久而久之，《风波亭》就成了断头戏，再也没剧团敢演了。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区，做戏都是免费开放的，这就给了公众评论、观摩的机会。一到做戏高峰期，各个大队的干部事先就准备好了，四处走动，对每个戏班的行头、唱腔、动作进行比较，做得好的戏班，往往会成为所有大队的抢手货。大队剧团虽然成立时间短，但因为演员天赋好、肯吃苦，慢慢就唱出了名气，尤其是徐友的包公、徐达(化名)的大花脸，在全县都排得上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演员们倒有一百来天在外面。每年临近春节、清明，行程早早就排好了，今天去这个村，明天去那个村，最多的时候，同时有三四个村过来邀请。

　　徐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63年。那时，剧团刚成立不久，他去某个大队演出，别人问：你是哪里来的？他说：我是西溪来的。对方说，你们西溪，没有名头的。在场的演员们听了这话后，就暗暗记在了心里，憋着股气，一定要把戏演好。结果《姊妹怨仇》《斩经堂》《江山情》一堂堂戏做下来，台下看戏的人，一堂比一堂多。三天过去了，演出也结束了，大家正准备拆戏台回家，大队干部却跑了过来，说什么都不肯让他们拆，非要多做几天。

　　徐春记得有一次，当时已经跟某个大队说好，去他们那里演出。那天，大家坐着客车，载着戏箱出发了，谁知到了半路，一大帮子人堵在路中央。车子一停下，那帮人就冲了上来，搬戏箱的搬戏箱，拉演员的拉演员。最后一问，原来是之前没预定到的村庄，过来抢戏班了。

　　做戏，常年出门，照顾不了家里，同时又没工资，剧团赚的钱一律上缴大队，顶多就是可以抵工分。做完戏回到家，要跟其他社员一起上山下田。这么吃力不讨好的差使，乡亲们却从未想过放弃，到八十年代，老一代做戏人逐渐告别舞台，又一批年轻人开始学戏，上台亮相。一茬接一茬的农村做戏人，不怕苦不怕累，演绎着不同的角色，也丰富着群众的精神生活。若要问，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坚持的，很多演员的回答很简单——戏做得好，外乡人就会传诵，我们剧团演得蛮好的。集体有名气，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