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珂

　　他是好人。他是把所有的人都清一色当作好人的那种好人。

　　他在文艺单位工作，爱好文学。说是当年他编写过一些文艺直接图解政治的应景作品，小有点名气。后逢“双百”春风吹回大地，一度催他发奋创作。他本想跟同道一样，写出点有分量的纯文学作品来，但没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他把原因归咎于自己严重缺乏艺术天赋，再怎么勤奋也是徒劳，就不作无谓努力了。按说这是明智的。执拗的人，得了文学病而没圆文学梦会有些纠结，有些苦恼，他没有。他认定文学是他的终生信仰，为他人做好嫁衣同样也是一种皈依文学的修行方式。从此，他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和略带木讷迟钝的仆人形象渐入人心。多年来，同道的逐一成功，他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谁作品发表在哪个刊物，谁作品在哪获奖了，他会及时写通讯，编简报，奔走相告。他比作者还兴奋。在过去的文艺界，尤其是文学圈，他的存在犹如一幕陪衬任何色彩的灰色背景，不显眼，易遗忘。但实在是不可或缺的。现在，袁哲飞老师跟我每每说起他，总要感叹：他应该是文学军队的人。

　　那时候，文艺界和文学圈的会议和活动很多。除了早有计划事先书面通知外，如果临时动议的，电话联系不上，那就只得靠他挨家挨户上门通知了。他气喘吁吁敲开我家时，劈面第一句就是：来你们家最上算了，阿哥阿妹二个人。他通常先不说事，打开夹着圆珠笔的笔记本，在记录的名单上将黄珂黄敏打上勾后，才开始吞吞吐吐，结结巴巴地传达内容。之后，我们送他出门，说几声谢谢，他又奔赴下一家。这是常态。然而没想到有一次他送通知文件到我单位，听说我去杜鹃山电视差转台值班了，他竟索性徒步登山，硬是把一只信封递到我手上。那是一个要我去余姚参加市作协和《文学港》杂志社举办的笔会暨蔡康小说《空屋》研讨会的通知。当我看到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的他来到山顶时，大惑不解，怯怯问，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值班电话吗？他说知道知道，你单位同志告诉过我的，我本想打个电话转告的，又忖忖不妥，打个电话，印象不深，你容易忘记的。再说书面通知，还是亲手交给你本人比较合适。我感动不已，直至今日。为了表示感谢，我在余姚书店特地挑了本厚厚的关于文学的书，买来送他，也算聊表心意了。什么书名我倒忘了，但一直忘不了他接过那本书时的情形。区区一本书，他像捧着一块沉重磐石，颤颤巍巍，抖抖索索，生怕滑落在地。嘴里还喃喃什么，含糊不清，估摸是感激涕零云云。

　　你若真没见过他，却留意过以前的《早春报》，那就可能见过他的名字。他奉命写过一些宣传企业的小型报告文学或企业家人物专访，曾发表在《早春报》上，文上一角，署有大名。大家知道这种文章的目的在于拉赞助，搞创收，让寡汤清水的穷酸机关添几滴油水。单位进账了，领导自然高兴，总免不了要表扬几句的。每逢表扬，他都由衷表现出一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样子。

　　我和剑飞兄在不同时期与他共过事，比旁人了解他。记得我们有一次说起他，重又讨论起像他这样的人究竟可否搞文学创作这个议题时，剑飞兄不由向我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他们俩之间的事。剑飞兄学医出身，却不幸被医院误诊了，说是病情危急，听起来很吓人。他作为老同事，随领导一起去医院看望。领导讲话自然得体的，一般轻描淡写地避过病情，拣几个轻松的话题聊聊。再说说要配合院方治疗，静心养病，期待早日康复，最后问问家里有什么困难，有事可向组织讲之类。剑飞兄说在所有人中，唯独他真诚，真诚得让人啼笑皆非。他说，人早晚都是要走的，剑飞你比我年轻，运道不好，先一步了。不过我会来的。等我来了我们不是又在一起了吗？他还想再说下去，剑飞兄忍不住哇地一声笑了出来，大笑不止，差点笑破肚皮。不幸的是误诊，庆幸的还是误诊。剑飞兄当然安然无恙。黄珂，你说有这样劝慰生命垂危的人的吗？我说这语境适用于战场上战友间的生离死别。于是我认真陪剑飞兄重温了哈哈大笑。好人，真是好人呐。末了，袁哲飞老师那句感叹他的话，让我久挥不去。他应该是文学军队的人，我赞同。